“我国农药行业现行的一大现象是：做得较好的企业常抱怨做不大做不强，做得不好的企业留恋已取得的相关资格和证件不愿退出。
农药产业升级推进速度不尽人意，特别需要从政策设计上明确取向。”对于如何破除发展制约，引导产业升级，隋鹏飞强调至少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借鉴创业板鼓励企业创新的做法，允许任何人申请新农药登记，不受生产企业定点核准的限制，在未正式投产前，其登记证可以像股票一样转让，直至到生产企业为止。二是全面开放委托加工、分装，推动资源共享，为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创造条件。三是允许已获得农药登记证的企业向其他生产企业转让其登记资料，加快主动退出农药行业的速度。四是单列专项出口登记。同时，加大力度深化国家和地区间农药登记管理合作，推动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试验资料和农药登记证的互认，为我国农药在境外登记优化软环境。
对于如何从农药登记方面强化审批引导，隋鹏飞表示，农药登记管理要从单纯依靠对登记资料审评的做法，转向在严格登记资料要求的基础上，对登记审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增强公信性、科学性、引导性和国际性。要实施风险管理和退出机制，对登记后产品实施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监测评价，并以此决定是否续展或退出。为了解决部分作物“无药可用”的问题，可以采取政府补助、试验协作、资源共享和特定登记要求等措施，调动企业在蔬菜、特色种植等小宗作物上登记农药的积极性。
彻底解决“什么人都可以卖药”的问题
“面向农业稳定发展和公众安全关切，中国农药有两件大事要彻底解决：一是解决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卖药的问题，二是解决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用药的问题。”隋鹏飞认为，新《条例》设立农药经营许可制度，就是要解决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卖药的问题。这一规定既是国际通行惯例，更是我国现实急需。现在的关键是，怎样实施好这一制度设计
“至少有几个底线要做到并做好：一是把现有的近35万个经营店数量控下来，这就必须严格经营人员资质和经营条件要求;二是确保掌控经营底数和做到产品流向可追溯，特别是要控制好高毒农药经营，这就要求加快推进农药流通监管的信息化;三是要有利于引导和促进连锁经营等营销模式，这就要有相关的扶持政策措施跟进;四是确保监管服务部门不能经营许可管理中有任何形式的“寻租”，这就要求有严厉的惩处规定。”隋鹏飞说。
疏堵结合 处罚惩戒有威有效
而对于加大监督处罚力度，隋鹏飞有自己的看法：农药监管执法应是全程完整的，不仅是突出在生产和经营环节，还要前移到登记过程;监管执法应是查罚并举，不仅是注重一阵风似的检查抽查，还要处罚惩戒有威有效;监管执法提倡“堵疏结合”，不仅是突出堵的见效快，还要注重疏的见效长。
隋鹏飞介绍说，新修订的《条例》，在落实执法威严方面都给出了明确规定。如在登记环节，一旦发现登记试验单位出具假报告，立即取消其资质，并对单位进行处罚，不给予改正的机会。在生产环节，对制假者，不论其生产数量多少，一律吊销其农药登记证，对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实行禁业规定，并且5年内不再受理和批准其新增产品登记。对未取得农药登记的产品，一律按假农药论处，进一步提高执法的可操作性，加大刑事责任的追究。实施召回制度，对企业发现产品有问题，主动召回并消除影响的，可免于或减轻责任。更加强调政务公开、资源共享和协调互动，以提高执法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