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中国籍高官蔡金勇将离职   　　世界银行中国籍高官蔡金勇即将于年底离职。他是继章晟曼(2001-2005年任世行常务副行长)和林毅夫(2008-2012年间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之后，第三位在在世行体系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中国人。他于2012年起担任世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IFC)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今年只是他整个四年任期中的第三年，为何提前离职？这让不少人都心生困惑。英国《金融时报》(FT)对此事的评论却有点显得耐人寻味：蔡金勇离职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推动下，来自中国的公司赢得了太多的项目。   　　蔡金勇即将离职的消息最初是由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曝出。《华尔街日报》6日报道，世行行长金墉在当天的一封内部邮件中宣布，蔡金勇将于2015年底离职；此外，即将离职的还有世行首席财务官巴德尔(Bertrand Badré)，他将于明年三月前离开世行。   　　据了解，金墉在内部邮件中表示，蔡金勇在任内给IFC的发展带来了“创造力、远见和富有激情而又切合实际的方式”，并带领IFC“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向发展影响力和金融稳定性两方面的总体发展前进”。邮件还高度评价了蔡金勇的工作成绩，认为他强化了IFC在开发性金融(development financing)领域的重要位置，并为其在直接资金来源之外筹集私营资本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蔡金勇在其他多方面的工作成绩也受到了金墉的称赞。   　　FT：他为中国企业揽了太多活   　　尽管受到了世行掌门人的赞誉，然而《金融时报》在11日的报道中却似乎暗示，事情另有隐情。   　　《金融时报》认为，随着林毅夫于2012年离职，蔡金勇在世行体系中取而代之，成为联系北京与世行之间的关键人物。在出任IFC首席执行官后，没少为中国企业赢得项目。世行的部分股东认为，蔡金勇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尤其是在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赢得3亿美元融资一事上，美国、日本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都以投弃权票的方式表达了反对意见。   　　而恰恰随着蔡金勇的离职，《金融时报》认为，这将会对中国在世行中的发言权造成重大打击：“中国将在世行高层中失声”便是这家媒体为报道拟就的标题。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则声称，失去这一高级职务会让中国领导层感到担忧。他认为，中国领导层总是希望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有人可用。   　　希望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有人能够代表中国利益，这是事情的一面。FT还指出，上述问题的另外一面是，中国对世行及IMF[微博]份额改革的进程十分不满；而这也是促使中国推动成立亚投行的重要动机。   　　蔡金勇其人：巴山轮会议的重要推手   　　蔡金勇出生于1959年，高中毕业即赶上高考恢复，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微博]地质地理系学习。毕业后蔡金勇考取出国留学名额，赴波士顿大学继续攻读这一专业。之后不久，他接到世行一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感兴趣去世行实习。   　　实习内容是为一份报告搜集材料。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领导层希望世界银行能够针对中国做一份全面的分析报告，当时世行负责中国业务处的林重庚提议，找一些具备专业知识的中国留学生来协助。这份名为《中国：长期问题与选择》的报告于1984年完成，促成了次年“巴山轮会议”的召开，后者为中国经济转入市场化轨道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时隔三十年，新巴山轮会议再度于2015年6月召开   　　这次实习经历让蔡金勇对经济学产生兴趣，他转而申请经济学博士，师从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克里寇夫(Larry Kotlikoff)，关注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1990年，博士毕业的蔡金勇申请到世界银行青年经济学家项目，后被派驻世行中欧局工作。   　　1994年，林重庚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委托，开始筹备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组建，建议蔡金勇加盟摩根士丹利，成为派驻中金公司的暂调人员。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蔡金勇成为其投资银行部初创员工之一。之后的五年，蔡金勇参与和主导了电信、石油等战略性行业国企的重组，目睹了国际资本市场从“中国折扣”向“中国溢价”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