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入境旅游发展的理念更新上，做好“悉听尊便”与“客随主便”相结合的文章。“悉听尊便”，用心把符合澳洲出境市场偏好的“新菜做出‘心’味道”，“客随主便”，把具有中国资源优势的“好菜做出好味道”。这才是中国开拓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旅华市场的正道。一般认为，为更好地吸引入境市场，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入境旅游市场的旅游偏好，更多地从客源市场角度来考虑入境旅游项目建设和产品开发。但从此次澳大利亚旅华舆情报告的数据显示，我们在“悉听尊便”的同时，要更加主动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到“悉听尊便”和“客随主便”相结合。
从澳大利亚出境市场来看，度假是其主要出境旅游的第一大动机，大致占60%左右，较10年前的44%有了很大的增长；其次是探亲访友（23%）和商务（10%）。此次舆情报告也显示，68%澳大利亚旅华游客是为度假而来。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各项影响澳大利亚来中国旅游的因素中，悠久历史占的比例最高，为40.6%，中国美食以10.1%位居第三；在对中国主要景区的认知和旅游意愿方面，几乎清一色都是世界遗产，而且以世界文化遗产居多。这说明对于澳大利亚市场而言，中国历史文化仍是最具优势和潜力的吸引物。
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历史文化这道“好菜”能否真正做出“好味道”。如果能够针对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加强多样化解说系统的建设，深入挖掘，将那些内涵于物化的文化遗存及非物化的多元形态中的文化精髓转换成旅游者的文化盛宴，将独具特色的旅游吸引物转换成旅游者独具特色的旅游体验，对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以自然风光见长的客源地而言，将是极具吸引力的。目前来看，不是我们擅长的“文化”失去了市场，而是我们没有好好挖掘“文化”，而失去了吸引力。“悉听尊便”，用心把符合澳洲出境市场偏好的“新菜做出‘心’味道”；“客随主便”，把具有中国资源优势的“好菜做出好味道”。这才是中国开拓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旅华市场的“正道”。
第二，在入境旅游发展的市场把握上，做好“现代手段”和“传统方式”相结合的文章。此次发布的舆情报告数据显示，互联网是澳大利亚来华旅游最主要的信息渠道，高达67.2%。问题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现代手段”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互联网在澳大利亚来华旅游的兴趣激发阶段、行程规划阶段以及产品预订阶段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发挥作用等。此次以及之前发布的舆情监测都显示，“美丽中国”的形象宣传效果总体令人满意，但澳大利亚市场对“美丽中国”的主题推广活动知晓率不足两成。如何通过“美丽中国”旅游海外推广网站的深化建设，提升网站本身的可见性，从而提高网站呈现内容的可见性，增强“美丽中国”的整体营销效果，亟须破题。
市场研究与推广“在线化”的迅猛发展不代表传统“离线化”方式的过时。相反，我们仍需要注重传统方式的错配纠偏和创新利用。比如，在舆情监测系统全时动态跟踪功能实现之前，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是中国了解澳大利亚旅游市场动态的重要“前哨”，如何进一步推动办事处资源的优配，发挥其在第一手市场信息搜集和积极有效的市场推广方面，仍需高度重视。此外，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远程入境市场，航空公司在整个市场开发过程中扮演者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实际上，国外旅游者在出境旅游的信息搜集以及行程计划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航空公司的信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内的旅游目的地如何与航空公司之间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鼓励航空公司围绕机票而衍生开拓澳大利亚旅华旅游产品，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考虑的选项。
第三，在入境旅游发展的产品深化上，做好“长线拉长”和“短线做深”相结合的文章。结合国家旅游局入境旅游抽样调查和澳大利亚出境旅游数据，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旅华市场主要都是将中国作为唯一旅游目的地；澳大利亚近五年出境旅游平均停留时间在7天以上的比例基本稳定在86%左右的水平，4-7天的大致在10%左右。从这些数据上，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旅华市场“长线做长”是有良好的市场基础的。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积极推动自由行基础上的“高铁+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及自驾游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澳大利亚国内自驾市场发展良好，2013年澳大利亚整个汽车租赁市场的收入是14.99亿澳元，其中主要源于澳大利亚国内旅游推动的休闲性租车市场，大致为9.93亿澳元。可见，围绕着旅游带开发，积极开发主题自驾线路、规划建设旅游风景道，不仅是应对国内旅游消费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亦是把澳大利亚旅华市场“长线拉长”的可行之举。
“短线做深”则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旅华市场中度假目的高达68%的重要回应。这里除了要做好高端度假、提升度假体验质量等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形成新的度假吸引力，丰富、深化度假旅游新产品。近几年出境市场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旅日市场增长迅猛，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雪场资源对澳大利亚出境市场的独特吸引力。如果中国能够在冬季滑雪度假综合开发上形成拳头产品，完全有可能在停留式“短线”产品上“做深”，以差异化产品获得良好的市场效果。
第四，在入境旅游发展的无缝体验上，做好“形象推广”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文章。此次舆情报告显示，对来华旅游表示“非常有兴趣”和“有些兴趣”的总计为54.6%，但仅有7.2%的受访者表示今后3年最想去的旅游目的地是中国；具体到旅游城市亦然，比如有31.2%的受访者知道广州，但仅有8.2%想来广州；自由行比例高达53.2%，同时有33.0%的受访者认为“语言不通”是其来华旅游的主要障碍。类似这些调查数据反差的背后，恐怕需要我们在大力加强“形象推广”和积极改善“服务保障”这两个方面多下工夫。
尽管受制于经济不景气等诸多因素，澳大利亚出境旅游市场依然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预计未来5年，澳大利亚出境旅游市场的年均增长将达4%左右，到2018年达到1067万人次，出境旅游花费将达到517亿澳元。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澳入境客流在国内的城市和景区流向分布特征的研究，有规划、分步骤地尽快完善双语旅游资讯的供给，并充分利用当前不断创新的解说和引导技术，尽快形成适应性的服务保障方案，解除诸如“语言不通”等因素对澳旅华市场开发的阻碍。
希望通过以上组合拳措施的实施，中国能够在澳大利亚出境旅游市场的大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推动中澳旅游服务贸易良性、健康发展。
再收通用工厂瞄准东盟 长城汽车全球化之泰国硬货篇
日产汽车2月12日在日本东京的地方法院，向卡洛斯·戈恩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赔偿100亿日元（约合91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日产汽车表示，“公司提出的经济损失是由于戈恩多年的腐败行为所造成的，这些行为包括非法挪用公司资金、无偿使用海外住宅以及私自使用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等”。
2019年年末，保释在家的原日产汽车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逃出日本。2020年1月8号，成功完成“越狱”的戈恩在黎巴嫩开新闻发布会怒怼日产。戈恩表示，他“在全世界面前被认定有罪”是前日产高管西川广人等人的“阴谋”。
戈恩说“我非常爱日本，也很爱这个公司，这是我全情投入这份工作的原因。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会以恶报善，我为这个国家做了这么多贡献，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对我？”
“日产走下坡路，把所有错推到我的身上，这非常的糟糕。”戈恩在记者会上甚至断言，他们决定“要将戈恩的时代翻过去”，这家公司已经没有未来，“因为这家公司也不会有任何的增长，没有任何新的战略项目，也没有任何新的科技创新。”
如今的日产汽车日子确实不太好过，2019财年第三季度（10月-12月）财报显示，日产汽车本季度在全球的销售额为2.5万亿日元，下降18%，公司的营业利润近230亿日元，当季净亏损261亿日元。
“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销量一直疲软，这需要我们比原计划做更多的重组工作。”日产汽车CEO内田诚（Makoto Uchida）表示。
最早可追溯到1911年快进社时期的日产汽车曾是日本汽车产业的先驱，也创造过全球销量的辉煌，遭遇过90年代的黑暗时刻，又被来自黎巴嫩的“成本杀手”拯救。
历史浮沉，这个去年10月被任命为CEO的日本汽车人面临的困境与当年戈恩接手时类似，他将如何带领日产突围重生？
创立者鲇川义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日本汽车风起云涌的时代。
1931年，一家以生产酒瓶用的软木塞为主要业务的企业推出了它第一辆量产的三轮卡车，被命名为Mazda（马自达）。1933年，一直从事纺织行业的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设立了汽车部，开始制造汽车。
同年年12月26日，鲇川义介（Yoshisuke Aikawa）在日本横滨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日元的汽车制造株式会社，次年1934年6月，公司更名为“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鲇川义介1880年出生于长州山口县，其母亲是明治维新元勋、九元老之一井上馨的侄女。旧长州藩士鲇川弥八(第10代家长)是他的父亲。从山口县走出的政治家直至今日依旧把持日本政府，历史上担任内阁总理大臣达9位，安倍晋三也出身于此。
1903年，23岁的鲇川义介从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机器科毕业，进入芝浦制作所工作。此后，他前往美国从事锻铸铁工厂担任机械师的工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学习并掌握铸造技术。
1908年再度赴美学习，回国后鲇川就在九州设立户畑铸物株式会社，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等。
时间很快来到了1928年，鲇川义介创立了一家控股公司，名为日本产业株式会社(Nihon Sangyo)，后来公司股票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名字缩写为“Nissan”，并在二战期间发展为日本第四大财阀，控制了包括日立、户畑铸物在内的一大批重要企业。
1931年，户畑铸物已经不再满足于生产汽车零部件，开始计划进入汽车整车制造工业，并在当年成功收购了DAT汽车制造公司。
DAT的前身是成立于1911年的快进社汽车工厂，这家成立于东京的汽车公司致力于汽车在日本的国产化，成为日产汽车产业的先驱。
1914年，快进社的第一辆DAT汽车诞生，新车的名字来源于三位公司合伙人姓名罗马拼音字首：田健治郎 （Den Kenjiro）、青山禄郎 （Aoyama Rokuro）、竹内明太郎 （Takeuchi Meitaro）。
这款汽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脱兔号。作为日本包含引擎在内的纯国产第一号车辆，脱兔号在下线之后参加了当年举办的大正博览会，并获得了铜牌。
1918年拥有60名员工的快进社汽车工厂注册资本增至60万日元，成为快进社株式会社，随后完成并发布了Model 41 DAT，安装了日本第一台单体铸造4缸发动机。
1925年，快进社经营不善，为加强销售，成立了DAT汽车商会，次年与实用汽车制造更名而来的DAT汽车制造公司合并。
DAT汽车制造公司从1930年开始开发495 cc的汽车生产线，以在该新市场领域中销售。第二年被户畑铸物收购后，新的小型汽车“达特桑”（Datsun）诞生了，意为“DAT之子”（Son of DAT），但是因为“son”在日文中的读音有“损”之意，所以改为太阳“sun”。
随着Datsun的销售，鲇川看到了更广阔的的市场，1933年，户畑铸物创立了汽车事业部，真正进军汽车业，同年10月，公司从横滨购买了新子安填海而来的2万坪（约6.6万平方米的）土地。12月，鲇川控制下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与户畑铸物各出资600万日元和400万日元，成立汽车制造公司。
1934年6月1日，经股东大会同意，日本产业株式会社100%全资控股原来的汽车制造公司，并改名为“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日产汽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50-80年代的辉煌：美国最大进口汽车企业
在1950年代，日产高层管理者野心逐渐变大，认为其Datsun小型汽车生产线，可以走上更大的舞台：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
1952年12月，日产与英国的奥斯汀汽车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该协议要求日产汽车在三年内在本地生产奥斯汀的所有零部件，这是日产汽车实现的目标。日产汽车生产和销售奥斯汀长达七年之久。
该协议还赋予了日产使用奥斯汀专利的权利，日产在其自己的达特桑（Datsun）汽车系列的发动机开发中使用了奥斯汀的专利。1953年，组装并出售了英国制造的奥斯汀（Austins），但到1955年，由日产完全制造并配备了新型1489 cc发动机的奥斯汀A50在日本上市。
1966年，日产与王子汽车合并，获得其旗下的“天际线”（Skyline）和“光荣”（Gloria）两个豪华车型。
同时，日产在全球开疆拓土。1959年洛杉矶车展上展示了其首批Datsun（1000 cc汽车和卡车）。1966年，日产汽车在墨西哥开始生产，随后又在澳大利亚和台湾生产。
在这一变化的十年即将结束之际，日产在美国和日本市场都建立了良好的声誉。1967年Datsun 2000跑车以其风格和性能而受到重视，成为日产早期设计的代名词。
到60年代末，日产就站上累计出口100万辆的里程碑。
之后的日产依旧顺风顺水。1971年，美国的年销售额首次超过25万辆。特别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人们开始从大量购买高质量排量小的小型经济型汽车。
在这之前美国消费者更喜欢排量大，拉风的跑车。然而石油危机后出现的高油价，加油队伍长等问题，让人们开始转而购买排量小的轿车。而当时日本领导者的前瞻性的眼光，使得他们早早为这一黑天鹅事件做好准备，美国汽车公司不得不将市场拱手相让。
1975年，Datsun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进口商。Datsun销量是335415辆，而当时丰田和大众分别是328918辆和268751辆。
1983年日产在田纳西州士麦那开设了第一家美国工厂，同时美国日产汽车公司（NMC）在加利福尼亚加迪纳成立。同年，Datsun推出了第一款跑车SPL 201。
除此之外，日产决定在欧洲边界内英国的桑德兰市建立工厂。该工厂于1986年完工，是日产汽车制造（英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此后成为欧洲生产率最高的工厂，这一殊荣备受瞩目。英国的日产Note，Micra和Qashqai均在英国工厂生产。
由盛转衰， 妙手回春“戈恩”登场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产内部管理者逐渐严重缺失，一度被视为走在时代尖端、引领最新潮流的经营模式已不复存在，反而成了守旧迂腐的老把戏。
公司主管没有能力去把握市场变动及消费者需求，其中典型案例是，当Z型车销售下降之际，管理层非但拖延改造同系车种的行动，甚至决定减产，贸然放弃了一项已获世人认可的重要产品。
而与供货商的企业联合，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日产高层认为有义务向企业联合的集团的合作伙伴进行采购，所以支付的金额较高，由于购货商经年累月的恶意抬价，导致日产公司无计可施，不得不做困兽之斗。
前日产董事长辻义文于1999年承认，公司遭遇的问题远比预期严重，并表示交叉持股的做法已经成为了日产及其他日本企业的一种强制性负担。
而日产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根据日本社会文化，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基本是从普通员工慢慢提拔上来，习惯了请示汇报，工作瞻前顾后，勇气毅力缺乏，不敢得罪别人，只会做“老好人”。同时，日本文化中的服从和保守，也在无意识的巩固这样的工作氛围，最终导致，大家都把切断“企业联合”视为禁忌。
到1999年，日产汽车公司已经连续7年亏损，负债220亿美元。市场份额由6.6%下降到不足5%，公司濒临破产的边缘。当年5月28日，雷诺按照每股400日元的价格，以54亿美元收购日产汽车36.8%股权，成为日产公司的大股东，组建了雷诺-日产联盟。
同年，雷诺任命了自己的首席运营官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担任日产首席运营官，并持有日产柴油22.5％的股份。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汽车业界流行合纵连横，当时规模最大、最受瞩目的戴姆勒-奔驰集团与克莱斯勒公司的合并，于是，保守的日产跟两家展开磋商。不过在数次试探性会议后，换来的却是时任克莱斯勒总裁伊顿的嗤之以鼻。
不过，当时的戈恩却有着不同的想法，并希望雷诺认真看待日产。
戈恩仿佛天生就拥有着起死回生的能力。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戈恩就将陷入亏损泥淖米其林从中拉出，并在31岁时就担任米其林巴西公司CEO。
1996年，奔赴巴黎出任雷诺汽车公司副总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戈恩不但将彼时亏损10亿美元的雷诺拯救上岸，还带领雷诺削减了将近30亿欧元的运营成本，使其重新实现盈利。
而这一次，就像人生中冥冥之中的缘分，戈恩与日产的命运齿轮在徐徐开启。又是一个新的战场，一段新的传奇。首先，为了制定2000至2005年的日产复兴计划，戈恩动用了200人，组成九个跨职能团队（CFT）来解决业务问题，并提出了复兴日产的解决方案，从而选择依靠日产员工而不是外部顾问。
他曾说，“确保您专注于自己的人。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您就可以创造奇迹。”
戈恩上任后，对日产进行了巡视，他来到生产车间、职工食堂、代销商、海个分部，听取每一位职员对日产的复兴建议，其访谈人数超过了2000人。而通过命运的主宰者等一系列宣传，终于，让不少人感受到了变革的主人翁精神，日产开始翻天了。
在戈恩的“日产复兴计划”（NRP）的推动下，。该公司以惊人的速度开始逆转，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在2000财政年度中，日产汽车实现了27亿美元的赢利。4年时间，全部还清了公司2万亿日元的债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历史上最戏剧性的公司转折之一。
一时间，戈恩权贵显赫，倾动京都，有关戈恩（Ghosn）和日产（Nissan）的转变漫画出现在日本的大街小巷。
戈恩在振兴日产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引起明仁天皇的注意，并于2004年授予蓝丝带日本奖章，同年他被《财富》杂志评为2003年度人物。2005年，戈恩接替路易斯·史威哲（Louis Schweitzer）出任日产的合伙人和股东雷诺（Renault）的首席执行官。
2016年12月，受到排放数据伪造丑闻打击之时的三菱获得了日产投资，戈恩也兼任三菱汽车董事长，雷诺、日产、三菱三家汽车公司组成联盟。至此，被业界称为“汽车沙皇”的卡洛斯?戈恩，一人担任三家全球车企的董事长职务，是汽车界最具权势的人之一。
“蜜月期”过去，雷诺和日产硝烟四起
到了2017年，雷诺-日产-三菱联盟轻型车销量达到1061万辆，一举击败大众汽车，拿下轻型车销量全球第一的宝座。
2017年9月，联盟宣布了“Alliance 2022”计划。即到计划结束时将年度协同效应翻一番，达到100亿欧元。为了完成这一愿景，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认为雷诺，日产和三菱汽车一方面应加快合作。
但“汽车沙皇”的地位已经并不稳固，日本公司对于戈恩的不满情绪一直在积累。戈恩既是日产的救星，也是“刽子手”。在成本缩减政策之下，数以万计的日产员工下岗，但他每年却领着20亿日元的工资，“杀了日本人，肥了法国人”。
更重要的是，日本方面担心联盟的深入合作甚至是合并会使得日产和三菱“去日本化”，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雷诺拥有日产的大量投票权及其日产董事会席位（与日产非-投票购买雷诺股份），并且，雷诺最大的单一股东是法国政府。这种把决策权交给在法国政府的现状 大大加剧了日产和日本内部对该联盟条款的不满。并且，物是人非，当年那个病入膏肓的日产，如今已经羽翼渐丰。
2018年，日产汽车的销量为580万辆，高于雷诺的380万辆。截止到2018年11月19日，日产市值达到4.24万亿日元，雷诺则为174.65亿欧元（约合2.25万亿日元）。
更为火上浇油的是，为了加强法国股东对法国公司的控制权，法国于2014年通过了Florange法案，该法自动将长期股东的投票权提高了一倍，使法国政府在雷诺15％的股份具有明显更大的投票权和控制权。
尽管戈恩也尝试采取措施，使其退出Florange法案，但是法国政府短期购买了另外的12.3亿欧元雷诺股票，以使其能够战胜选择退出。
此举让日产与雷诺的联盟摇摇欲坠。日产公司副总裁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威胁说，除非雷诺出售其在日产汽车公司的股权（不再控股日产），放弃对联盟的控制权，否则日产公司将退出联盟。但马克龙和法国政府并不在乎，他们认为可以与戈恩达成协议。
雷诺和日产欲分手，戈恩成“替罪羊”？
2020年1月8号，戈恩在发布会表示，日产不想让法国人来指手画脚，就要把我赶走。
戈恩的记忆应该飘回到了2018年11月19日的东京，那天是多云转小雨。
下午4时许，日产汽车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走出降落在羽田机场的客机。初冬10多度的风吹在脸上已有些许寒意，随后两位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本部的人士直接将其从下机口带走。
卡洛斯·戈恩，这个曾经日产的救世主，在日本的土地上成为了阶下囚：因涉嫌过少申报自身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等多项罪名被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逮捕。
但是戈恩对所有起诉一贯予以否认，并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我被冤枉，将通过公正的审判强烈抗辩”。
2018年12月4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决定再次逮捕戈恩，理由是因为检方怀疑他在2015至2018年，少报了总计约4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报酬。
同年12月21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以涉嫌在2008年将私人投资产生的损失转嫁给日产汽车公司，触犯《公司法》的“特别渎职”罪，再次逮捕了戈恩。
2019年3月6日下午，戈恩在缴纳了900万美元后得到保释，结束了长达108天的拘押期。
得到保释后，戈恩便在4月3日发了一条推特，表示自己要在4月11日开新闻发布会。结果过了一天后，2019年4月4日，戈恩再次被捕，逮捕理由是其涉嫌违规挪用日产支付给中东阿曼销售代理店方面的资金，给日产造成总计约5.63亿日元的损失。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戈恩通过他的一位代表发表声明称：“今早对我的逮捕蛮横且武断。”他表示：“为什么要逮捕我？难道是为了让我屈服？我不会屈服，我是清白的，对我的起诉和指控毫无依据。”
戈恩在声明中还说道：”经过108天的错误监禁，我今天最大的希望是能公平地审判，我原计划在下周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的故事。但通过再次逮捕我，检察官暂时不给我这个机会，但我确信这件事最终会真相大白。我相信，如果公平地审判，我将被证明是清白的。”
至此，戈恩一共被逮捕4次，东京检方几乎每次都在戈恩的拘留期限快到时对他进行“再逮捕”，这导致戈恩的拘留期限被重新设定或延长。为了获释，他两次共交了15亿日元（约合0.96亿元人民币）的保释金。
2020年1月8号，成功出逃的戈恩称，之所以逃离日本，是因为在日本经历着不公义的审判，他看不到希望，甚至担心自己有可能就这样死在日本。
如今逃离日本，戈恩相信自己能够证明清白、回归正常。“我会继续抗争，未来会把所有证据整理起来，来证明我为汽车行业做了很多贡献，我不是一个独裁者。”
分道扬镳后，日产的日子并不好过
戈恩被捕后，日产就快乐了吗？然而并没有，日产汽车内部动荡不安，品牌严重受损，营业收入和利润正在下降。
日产汽车公布的2019财年第三季度（10月-12月）业绩报告显示，日产汽车本季度在全球的销售额下降18%，至2.5万亿日元，公司的营业利润近230亿日元，远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590亿日元。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日产汽车在第三季度净亏损261亿日元。在截至3月份的财年中，年利润降至日产上年收入的一半以下，为3191亿日元（合29亿美元）。
同时，日产汽车还再次下调2019财年的营业利润预期，从原来的1500亿日元下调43%至850亿日元。
此前，日产汽车公司就表示，到2022财年末，它将把全球生产能力削减10％，并将车型阵容至少减少10％。到本财年末，将在八个未指定的地点裁撤6400多个工作岗位，到2022财年将再有6100个。
更为讽刺的是，日产一项内部调查发现，该公司原CEO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和其他多位高管违反了公司内部流程规定，并借此得到了不合理的高额薪酬。
9月4日，西川广人向记者承认，基于“戈恩时期的一项奖励计划”，他“错误地”获得了与日产股市表现挂钩的奖励薪酬，得到了过高的收入，违反了日产的规则。
他因此事表示道歉，并表示会退还所有超额收入。其他高管——包括高级副总裁哈里-纳达（Hari Nada），他是针对戈恩的主要告密者——据说也被支付了过高的薪酬。2019年9月16日西川广人任期结束。
2019年10月，时任日产汽车公司高级副总裁，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内田诚（Makoto Uchida）先生为日产汽车公司代表执行官兼首席执行官。12月下旬，原本被认为是日产新CEO有力竞争者之一的关润（Jun Seki）辞去日产汽车公司副首席运营官的职务，公司内部存在动荡。
坏消息还没结束。2019年12月30日，处于保释期间的戈恩从日本逃至黎巴嫩黎巴嫩。一家电视台报道，戈恩在一群乔装混入一支乐队里的准军事人员帮助下，从法庭认可的那座东京住宅里逃脱。随后召开发布会，痛斥“日产没有未来”。
戈恩还在带来更多的麻烦。当地时间2月10日，戈恩又向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提出了公开日产和三菱内部文件的诉求，同时还提出了1500万欧元的赔偿。
作为回应，日产汽车2月12日在日本东京的地方法院，向戈恩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赔偿100亿日元（约合91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如今，或许不少人会怀念世纪之交降临的那个来自黎巴嫩的“成本杀手”，而现在日产交到了出生日本的内田诚手上，他能否成为救世主，带领日产突围重生，需要时间的检验。（责编/杨佩谦）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行一客（ID：carcaijing），《财经》杂志交通工业组创建，专注交通出行领域新闻，致力于探索出行、科技与未来。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2月17日，长城汽车和通用汽车共同宣布，长城汽车将收购通用汽车的泰国罗勇府制造工厂。根据双方已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条款书，包括罗勇府汽车工厂和动力总成工厂在内的通用汽车泰国公司将移交给长城汽车，双方计划在2020年底完成交易和最终移交。
泰国罗勇府工厂概况
（一）整车制造工厂
通用泰国整车组装厂2000年投产，位于罗勇府自由贸易区，占地面积81.81万平方米，有员工1500余人，最大年产能13.5万。
1. 两款在产车型：雪佛兰科罗拉多（皮卡）和雪佛兰开拓者（SUV）
2. 自2000年投产以来，泰国罗勇府工厂作为区域制造中心，已生产了近140万辆汽车，销售至十余个市场，包括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中东和南美地区。
3. 罗勇府工厂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本地团队
（二）发动机制造工厂
通用泰国发动机工厂2011年投产，位于罗勇府自由贸易区，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员工近400人。
1. 生产2.5L和2.8L涡轮增压4缸柴油发动机
2. 所产发动机25%用于泰国市场，75%用于出口
3. 自2011年以来，已生产40万台发动机
泰国汽车工业概况
泰国汽车业的繁荣在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开始，汽车行业是泰国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占2018年泰国GDP的9%，也是泰国最大的出口行业，占出口总值的15%，出口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7%。因此，泰国也是大多数制造商的基地
（三）泰国市场倾向于皮卡和SUV
1. 泰国市场对皮卡和SUV需求较强。
2. 由于经济复苏，以及上届政府首次购车计划下购车的5年禁售期结束， 2019年泰国汽车产销201.4万辆，其中出口100.6万辆；
3. 由于政府的税收优惠和柴油补贴，皮卡一直是市场的主导，其成为泰国农村人口的理想选择，同时SUV市场份额有所增加。
（四）丰富的熟练劳动力和相对低廉的成本
1. 鉴于汽车是泰国最大的出口部门，该国拥有大量的汽车行业工人，涵盖了汽车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2. 泰国有29所大学和学院为该行业的员工提供汽车、机械工程培训项目
4. 与其他主要汽车生产国相比，泰国工厂是一个低成本的生产基地，而工资水平低于泰国的国家缺乏泰国汽车工业培育的基础设施和供应商。
（五）有利的潜在经济和地理趋势
1. 泰国是一个发展中市场；
2. 泰国人口已经超过7000万；
3. 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1%；
4. 第25大经济体。
1、长城汽车为何选择在泰国投资，出于怎样的考虑？未来该工厂将兼顾出口哪几个国家？
泰国是发展中的汽车市场,也是前景可观、潜力巨大的市场。进军泰国市场是长城汽车进军东盟市场的关键一步，也是长城汽车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具体而言，泰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汽车制造和供应基地。汽车行业是泰国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占2018年泰国GDP的9%，也是泰国最大的出口行业，占出口总值的15%。2019年泰国汽车产销201.4万辆，其中出口100.6万辆。同时泰国市场对皮卡和SUV需求较强，由于政府的税收优惠和柴油补贴，皮卡一直是市场的主导，且泰国经济复苏下，SUV市场份额也有所增加。
第二，泰国拥有丰富的熟练劳动力和相对低廉的制造成本。泰国拥有大量的汽车行业工人，且与其他主要汽车生产国相比，泰国工厂是一个低成本的生产基地。
第三，宏观环境层面，泰国具备有利的潜在经济和地理优势，其是一个发展中市场，位列全球第25大经济体，人口超过7000万，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呈增长态势。对于投资者而言，泰国还拥有有利的贸易协定和政府激励措施， 其与主要出口伙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和奖励计划。同时汽车行业是泰国经济在2018年创造390亿美元经济价值的关键因素，在税收优惠计划上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未来长城汽车将依托泰国罗勇府工厂，以泰国为中心辐射整个东盟地区，将产品出口到东盟其他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
2、长城汽车为何选择收购通用的泰国罗勇府工厂？
长城汽车选择收购通用的泰国罗勇府工厂，主要是看重工厂的整车和发动机生产能力、本地化团队运营能力，以及其优势的地理位置，这与长城汽车进军泰国市场的战略布局需求相契合。
罗勇府汽车制造工厂于2000年投产，位于罗勇府自由贸易区，占地面积81.81万平方米，有员工1500余人，最大年产能13.5万。自2000年投产以来，泰国罗勇府工厂作为区域制造中心，已生产了近140万辆汽车，至今已销售至十余个市场，包括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中东和南美地区。发动机工厂于2011年投产，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员工近400人，已生产40万台发动机。
在运营层面，罗勇府工厂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本地团队，对当地市场有较强的了解，可以监督运营。同时工厂整车和动力总成制造基地位于泰国自由贸易区，享有诸多税收优惠和出口贸易优势。
3、2000年投产的罗勇府工厂其工艺先进性能否满足长城汽车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将会对工厂做哪些升级改造工作？将生产什么车型？
罗勇府工厂无论是工艺生产线还是空间设施，均处于先进水平。自2000年投产以来，泰国罗勇府工厂作为区域制造中心，已生产了近140万辆汽车，销售至十余个市场。生产的车型为雪佛兰科罗拉多和雪佛兰开拓者，两款车型均为工艺先进的车型，对生产线的要求较高。
此次收购计划在2020年底完成交易和最终移交，未来长城汽车将立足罗勇府工厂现有的生产线，结合自身实际生产需求，决定是否将开展对工厂的规划改造工作。
未来工厂生产的车型情况目前尚未确定，相信随着全球化战略的持续深入，长城汽车旗下全球化车型将日益增多和丰富。
4、在泰国和东盟市场，长城在产品和品牌上将会做哪些本地化调整？
根据市场需求的不同，长城汽车在产品和品牌上一定会做出不同的调整，制定更符合当地市场的策略。例如在泰国市场，皮卡和SUV需求旺盛，由于政府的税收优惠和柴油补贴，皮卡一直是市场的主导，其成为泰国农村人口的理想选择。另一方面，由于泰国经济的复苏，以及上届政府首次购车计划下购车的5年禁售期结束，泰国SUV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长城汽车将充分立足泰国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进行本地化调整。例如，泰国市场是右舵车，我们在车型生产上也会做出调整。
同时对于要出口的东盟其他国家市场，长城汽车也会根据市场需求偏好，做好产品和品牌的本地化策略。
5、作为全球化一部分，长城是否有计划收购核心零部件企业？或者蜂巢科技是否有计划同步出海？
长城汽车具备发动机、变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配套能力，未来是否收购将视企业战略需求而定。
2019年的法兰克福车展，蜂巢易创、蜂巢能源、诺博汽车系统、曼德电子电器携一系列技术创新成果，首次登陆这一全球瞩目的行业盛会。前不久的印度车展，长城汽车再次将多项核心零部件产品引入世界舞台，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
此次泰国罗勇府工厂，同样具备发动机制造能力，长城汽车有能力凭借自身多年来的技术积累，打造符合泰国国情的，具有竞争力的优质产品。
6、目前，长城汽车在全球化方面都做了哪些布局和计划？未来全球化布局重点和目标是什么？
全球化战略，不仅是长城汽车今年重点的战略规划，更是长城汽车未来长期坚持，并不断聚焦贯彻的战略。全球化是中国汽车企业唯一的出路，长城汽车一定要走出去。
目前，长城汽车已经构建了人、研、产、销、供的全球化布局。在研发层面，长城汽车已先后在日本、美国、德国、印度、奥地利和韩国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构建了以保定总部为核心，涵盖欧洲、亚洲、北美的“七国十地”研发格局，并汇集了全球顶尖汽车工程师、设计师和IT专家，组建了全球化的自主研发团队。
在生产布局方面，长城汽车已经形成了“9+5”的全球化生产布局。2019年，长城汽车海外首个全工艺整车工厂——俄罗斯图拉工厂正式投产。2020年，长城汽车全球化战略加速推进。2020年初，长城汽车又收购了通用汽车的印度塔里冈工厂和泰国罗勇府汽车工厂及动力总成工厂。至此，长城汽车已在国内形成了保定、徐水、天津、重庆永川、平湖、泰州、日照和张家港8个全工艺生产基地；在海外拥有俄罗斯图拉、印度塔里冈和泰国罗勇府3家全工艺整车工厂，以及拥有分布在厄瓜多尔、马来西亚、突尼斯、保加利亚等国的5个海外KD组装厂。
在渠道建设方面，长城汽车目前已在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非、印度、泰国及美国等国家设立全资子公司。依托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非、南美、中东5大区域营销中心，畅销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非、智利、沙特、阿根廷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超过500家优质经销商网络。
7、发力全球战略，长城汽车团队情况有哪些发展变化？
想要真正实现全球化，打造本地化团队是重要一环。
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化，面临的是能否有足够的全球布局、全球驾驭的能力。为此，长城汽车在俄罗斯、南非、印度、东盟、北美等地都设立了相应的子公司，由专业的团队负责。未来在泰国，我们会打造有能力且了解泰国市场的出色团队，助力长城汽车在泰国乃至东盟市场的发展。
在人才建设方面，长城汽车打造了万人规模的工程技术团队，其中海外专家1000余人，围绕产品开发，从组织规划和硬件设施为整车产品开发和产品验证工作提供强有力保障。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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