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汪国真
我愿，
我是一本，
你没有翻过的书，
翻了，就不想放下；
我愿，
我是一片，
你没有见过的风景，
见了，就不想离开；
我愿，
我是一首，
你没有听过的乐曲，
听了，还想再听；
我愿，
我是一个，
无比瑰丽的梦境，
让你永远永远，也走不出.......
供参考。
中国传统政治学研究有哪些特点？——电大一位教授的授课笔记，大部分我深深赞同
读书思廉，养我浩然之气
对于古语词词义的掌握，我们有个妙法，就是扩展解词，即把古汉语中的单音词通过组词法扩展为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词义即可明晰。拿“廉”这个字来说吧，“廉洁”、“廉明”、“清廉”、“廉正”等等就是现时代人们挂在口头上常用词，而且这些语词其意义几乎都指向一种为官原则，即不贪污公款，不收受贿赂，不枉法徇私，看起来“廉”这个字跟平民没什么关系。它难道是专为约束官德而存在的一个语词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
查询《辞源》可知，“廉”的含义是“不苟取”，与“贪”相对。很显然，在古代作为单字使用的“廉”，是适用于一切人的，临财、临位、临名而不苟取，清洁自守，即是廉；爱财、恋位、慕名，不问当与不当，见“利”忘义，则为贪。
自古以来，“廉”都是一种广被嘉许的品质，是道义之所在。
中国古代读书人十分注重人格修养，高尚优美的君子人格是招引他们不断砥砺自我的一盏明灯，而“廉”则是君子人格的基底，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应和了孔子的一句名言——“绘事后素”。据《论语·八佾》中记载，有一次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的回答言简意赅：“绘事后素。”他老人家的意思是，人要先有素朴洁净的美质，在此基础上修礼习乐，才能成就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如果人前讲习礼乐，私下里却大行苟且之事，这只能是伪君子、真小人，所以孔子语重心长地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内外兼修、以内为本，是原始儒家崇尚的修养之道。而“廉”这一品性，正是古圣仁人品德修养的起始。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来看。
晏子是春秋晚期的齐国名相，身事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深受倚重，大权在握，名显诸侯之间，但这样一个实权派人物在家里却“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即是说，一顿饭仅有一种带肉的菜，侍妾不可以穿丝帛做的衣服。他与春秋初年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声名相仿佛，但管仲失之过于喜好奢侈，有时甚至僭越礼制，因而社会舆论与史评中不免被人微词，而晏婴，却始终保持了他智慧超群、勤政爱民却又廉洁简朴的良好形象。管仲以才名世，而晏子却是德才兼备，所以在《史记》中，司马迁才会动情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晏子那种“不苟合以隐忠”、“不持利以伤廉”的节操影响深远，他死后十数年，仍为齐国君臣所追念，至有弦章者效之而直谏景公，且谢绝景公所赐鲜鱼。君子评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遗行也。”由此可见，“廉”是一种公认的美德，只是由于物欲的诱惑太大，很多人虽心怀仰慕却终难持守罢了。惟其类乎高标，能持之人才更显可敬爱吧！
我们不妨再说说汉代著名的边将李广。他一生带兵戍边，大小战役无数次，可谓出生入死，无奈命途多舛，竟始终未得封爵。论功名，他甚至比不上当初很多手下将士，但司马迁对其为人却甚怀崇敬之意，他在《李将军列传》中写道：“广廉，得赏赐则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别人费尽心机钻营投机，不外乎求取利禄以膏泽其身家，李广为官四十年却家无余财，真当得起一个“廉”字。家风渐染，身教胜于言传，孙子李陵竟也秉承了他的这种廉洁奉公的情操。最终招致祸难的兵败有各种客观原因，此处不去说它，李陵的个人品行还是值得肯定的。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 常思 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在这里，书写者对于被书写者确有较深入的知解，正是在为人廉正的基础上，李陵建树起他的国士之风。试想一个贪婪成性的小人，所谓信义、恭俭又从何谈起？即使功名沮衄，李陵个人操行不废，这是司马公冒着危险替其辩说的最主要原因。高尚的操守更彰显了结局之悲，遂令后世万千读者也不禁为其一掬同情之泪。
对于优美人格的树造而言，廉是基础，是“绘事后素”中所说的那张白绢，五颜六色由此展开；廉同时也是一种至高境界，月白风清、襟怀坦荡，令持守者以别样的潇洒行走于天地之间，所在无处不可安心，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前文已有说明，“廉”所指向不仅仅是财物，对于一切不当得之利包括名位，能抵制诱惑，取不苟得的态度安然处之，均可谓廉。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应是目前可知最早的“廉于位”的人。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父死，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即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他们兄弟二人的廉洁，不仅仅表现在不苟得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君位，也表现在不苟得不合乎自己志愿的养生之物，我们不妄评他们的行为是否迂腐，有一点必须得承认，那就是忠实于内心志向，所以《吕氏春秋》一书把他们的事迹放在《诚廉》一篇中，确实抓准了事件的关键词，从而他们也成为抱志守节的典范人物。我们的文化史绵延如河，浸润着优美文化成长的一代代人，以廉自守者繁若群星，不可胜数。东晋陶侃尊母命退还腌鱼是廉，其曾孙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是廉；宋代范仲淹“虽位充禄厚而以贫终其身”是廉，李纲借庆生为名敛取财物为百姓修路也是廉；明朝嘉兴知府杨继宗“不私一钱”是廉，民族英雄于谦“两袖清风”也是廉；清初被康熙赐谥“清端”的于成龙是廉，清末拒收金老鼠的林则徐也是廉……
时至今日，优秀的文化人仍然自觉承续先贤的传统，将人格清洁看得高于一切。铁凝可谓当今中国文坛之重镇，她的作品有厚度，有深度，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有着浓郁的人文关怀，是一个有胸怀、有担当、有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的女性作家。她的小说《大浴女》问世以来，好评如潮。春风文艺出版社曾拟将悬置已久的“金布老虎”小说奖给与铁凝，但遭婉拒。铁凝的理由是“用他们的标准不能涵盖《大浴女》的全部意义，只能说，我的这部小说接近这个标准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合乎这个标准。《大浴女》不是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所以我本人不适合这个奖项……”铁凝还说，“钱是个好东西，但不该你得到的就不要去拿。如果情愿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拿应该属于我的东西。”从这些不加任何伪饰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真诚与坦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浮躁时代，还是有人坚守内心的原则，将不当得利拒之门外，这的确令人欣慰并深受鼓舞。一个人的言行具有一致性，最近我们从网络新闻中看到铁凝和她的丈夫华生为华氏母校东南大学联袂捐助一千一百万元人民币，以庆祝东大一百一十岁生日，为其更快更好地发展学术与教育尽一份力。不同流俗的是，他们拒绝了东大提出的教学楼命名建议，华生说：“我捐款不为出名，不求回报，只要有一块‘说明’标记就行了，主要目的以此激励校友，倡导大家参与公益事业，回馈母校。”夫妇相知，志同道合，不贪求浮财亦不恋慕虚名，他们的人生境界怎不令那些一心谋取个人私利、不知此外尚有同胞一说的人汗颜！老子说，“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诚然如是！那些丧失灵魂、只在物欲里寻求满足的人，其实是将自己的生命质量降低到了与动物相近的水平，甚至身败名裂，让自我生命以负价值形态面世，精彩、欣然、充盈、清澈……这些美好的语汇所描述的生命体验，将再也与他们无缘，这是多么可悲的情形！
正逐步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社会，亟切呼唤着公民素质的提升。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石是诚信，而“廉”又是诚信的基础与内涵，所以说，“廉”这一遵行已久却又永不过时的品性，仍旧是中国新公民人格修为的共同趋向。如果真心关注现实，你在为时下社会价值观依然存在混乱迷茫、贪污腐败之风屡肃不清而慨叹而激愤的同时，你应该也会注意到，很多普通公民踏实践行着“拾金不昧”、“完璧归赵”的美德而不事张扬；很多商家自觉遵守行业道德，把诚信作为经营的前提；即使在一向为人所诟病的官场，“廉洁”两个字最容易被玷污的地方，全心渴望甚或一心维护“廉”德的也大有人在。我们不该因一缕乌烟瘴气飘过就否定蓝天，我们也不能因堕落的存在就怀疑人性向善的本能和追求。社会的文明和谐靠的是每一个成员的良好表现，也许我们左右不了别人，但至少可以管住我们自身，那就不断地自我琢磨，使个人人格趋于至善吧。怀抱这种美好的志愿，读书思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庶可养我浩然之气。以此自勉，且与同道者共勉！
政治研究的源头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考察源头可见，中西方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西方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构建的制度选择（政府形式和体制问题），而中国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统治的策略选择（治理国家的个人条件和政治统治术）；西方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政治学科，而中国长期以来政治与伦理高度结合，形成的是伦理政治学。在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方也走过了不同的道路。西方政治学经历了古典时代神学时代理性时代科学时代的发展过程，而中国经历的是传统时期向现代时期的转换过程，在实现转换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建立取消恢复的曲折历程。概括而言，
中西方政治研究的不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种政治观念的不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人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集体至上主义与个人至上主义的不同；国家权力本位主义与个人权利本位主义的不同。
中国的政治学，照现在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比较杂乱，说不大清楚。以前都在法学之下。现在政治学独立出来了，本该在政治学下的行政学、国际关系或外交等，都独立了。有的研究行政学的、研究思想政治的、研究科社共运党史的、甚至法学的都愿意向政治学靠拢。但是有的却不愿意，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倾向于比较窄的范围：凡研究政治学原理、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学等方向或专业的，都可以属于政治学范畴。不包括行政学、思想政治、科社、共运、党史。国际政治因为本身都有独立的单位，所以也可以不包括在内。这些是根据中国目前的高等院校的情况说的。可以看出，学科设置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些学科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政治学理论。学科越来越规范，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一个不同学科的，为期并不长。最早的大学出现在德国，据说现代研究型大学是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比中国鸦片战争早一些。大学要设置院系，人为划分疆界，然后有了这样那样的学科，各人专搞一门，越来越窄。其实，历史上的大学者多是懂得很多的，有的是百科全书式的。现代的学科体系，各种学科的发展，是基于西方的传统的。从历史上看，西方早就有政治学了。或者说他们有比较专门的研究，比如柏拉图的《共和国》、《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是在中国，按中国的治学方式和传统，是不会出现那样的政治学的，能出现的是四书五经，政书政典，圣训圣谕而四书五经就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政治学教材。这样说来，中国与西方古代都有政治学著作，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会遇到，都有人要想要说，把那些思想写出来，就是政治学的著作。
把中西古代的政治学著作对比一下，共性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政治秩序。但是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不同的地方很多。先说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的不同好像比较突出。西方的思想家比较注意对事物的理性分析，有点像物理、化学分析一样，研究事物的结构、性质等等，比如他们早就对政体有过分类研究，中国就没有。中国人不那么周密地考虑问题。从另一方面说，不那么机械。中国人要研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就是把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综合起来研究。也可以说一个宏观些，一个微观些。中国人的宏观，不是简单的宏观，而是真正具有宏大的气魄。中国人这种气质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时候往往显得有些可笑。其实也没有什么，正是两种文明冲突交融过程中正常的现象。各自不适应对方的地方，被对方看作荒谬，然后在互相嘲讽中逐渐修正各自的认识，这就是一个过程。但是总的趋势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弱者向强者学习是必然的。等到弱者变为强者，也许会感到，原来所学的东西不过如此，自己原先的东西也有不错的地方。
《皇朝政治学答问》，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其实是一部清朝历史地理和政事典故的小资料。这还是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以后出现的东西。它先讲清朝的起源，从一个神化故事说起，然后是帝王谱系、皇宫制度、朝廷衙门、从紫禁城到北京城再到全国的地理、最后是附庸属国。俨然还是天朝大国的梦想。当然这一部政治学的小册子只是西方政治学概念之下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宣扬罢了，算不上什么政治学。
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因为政治学是在西方的学术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已经无须多言了。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政治理论，用来指导统治阶级的行为，用来规范整个政治体系的运行。这些东西中国传统中有，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政治学。
政治学是适应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人类社会必然会有政治行为，就必然会有关于这种行为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源于政治家，一个是来源于思想家。
所谓政治家的政治学，也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学。
统治者的政治学，第一要义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同志的总结非常精彩。历朝历代都是靠打仗得了天下，统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统治权力是自己打来的。权力的合法性就在于强有力。谁想要分享或染指，你也来打仗嘛！
第二要义就是统治者理所当然地享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有公有制的意思在内。当然不是公有公享，而是公有王享。统治者收取赋税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给皇帝用的。不给就揍你，看你给不给！所以中国政治统治的根本道理就是强盗逻辑。胜者王侯败者贼，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实，皇帝就是占天下为王的最大强盗。老百姓之所以交纳赋税，不是因为国家利益全民利益什么的原因，而是为了不挨打。交了赋税，你不打我，我可以平安地生活了，这就行了。
交上去的赋税做什么了，这不是老百姓能问和敢问的事情。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说自觉交税，利国利民，老百姓不明白。农民兄弟钱也交了，粮也纳了，说的好好的这些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可是，要修路，让农民分摊，要建校舍，还要老百姓拿钱老百姓知道，交的钱就是让官吏们造的！这和强盗还不是一样的？总之政府收的不过是保护费吧！保护老百姓不受另外的力量的摧残，但政府什么时候想整老百姓是不受限制的。因为政府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老百姓没有。
欧洲不同，统治者老早就有和民众商量的举措。
古代有国民大会，中世纪有等级会议。国王要收税，得和老百姓商量着来。权力受到制约，成为传统。所以他们逐渐形成和发展民主制度，是比较自然的现象。中国很难。统治者不和老百姓商量，哪个老百姓想商量，那是欠揍！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根深蒂固的。所以说起阶级斗争，中国是最硬的，没有商量，没有妥协的。结果就是专制最甚。
政治家拿武器改造社会，其实是改朝换代。思想家拿思想来改造社会，他要靠思想来建立和保持一种理想的秩序。这两种人互相利用。思想家没有强制力不行，政治家没有思想家的花言巧语也不灵，统治一盘散沙的老百姓，光有武器不行啊。
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政治家不听思想家的也不行，不爱听也不行，汉高祖刘邦先是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到了最后还得听儒生的。不是儒生能制伏君主，是儒生能迎合君主的需要。所以中国就有了被统治者认可和付诸实践的政治学。
为什么说思想家说的才是政治学，政治家的那些想法就不是呢？因为政治学作为一种学问，总得有学问的特征吧。它应该是一种理论，写在纸上，有条有理才行。不过写出来的是一回事，政治家执行起来不一定是那么回事。我们常常感到，书上写的东西有点假，真正执行的是另一种东西。那就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不同处。政治家主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说和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学理论相一致了，那是因为思想向政治本身靠拢了，而不是思想家管住了政治家。但是政治学理论总是起作用的，有影响的。因为政治学理论也有适应政治需要的一面，如果不适应，它也就完蛋了。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持续两千多年，怎能没有政治学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政治学，主要的东西是儒家思想。特点似可概括为伦理政治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大学八目，大概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最好概括。中国政治学讲正确认识世界，讲精神文明建设，讲个人修身养性，讲家庭小单位的治理，讲地区发展，讲远大政治理想。其中也含有忠孝观念，从家庭到国家，道理是一样的。三纲五常，就是维持一个等级尊卑关系的稳定和睦的统治秩序。这样看来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其实是一个有关华夏文明建设的宏大理论。中国政治学的一个特征是家的特征明显，儒家说统治者是大家长，这个家长要在道德上为全国臣民做出表率，家里的老太太也是母仪天下的，家长要爱臣民，臣民要尊重和服从家长的统治。这样的政治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西方政治学的一个特征是国的特征明显，国里头有各种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要互相制约，君主并不是家长，只是行政管理者。而且它还承认有各个不同的封建主，互相是平等的。总之中国是以治理家庭的方式统治国家的，中国的中央高度集权就这样形成了。西方相对而言较难形成。
儒家学说的发明者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是世界级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中国和东方这么长时间，的确是了不起的。不过要知道，孔子本人的思想与后来流行的所谓儒家思想是有一些区别的。政治家利用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抛弃了。后来的儒家思想家，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修正，这样就有了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孔子原先的那些东西不是官方认可的，后来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才是官方正统思想。掌握这种正统思想的解释权的，表面上是一些思想家，其实真正的解释者是统治者。
中国是真正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像西方历史上有王权与教权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有了权力之间的制约。老百姓的思想不受政治家的控制。他们交了政府的赋税后，到教堂去接受思想教育。这样才有可能有思想上的一些自由，才出现一些独立的思想家，比较自由地想问题，科学才会出现，政治学理论才会发展。政府除了政治统治与行政管理之外，对老百姓的控制是有限的。商人有经商赚钱的自由，人民有学术思想的自由，都对权力有制约。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这样的条件才有可能发生和形成民主的传统。
中国不行，政教合一，政府管人民的一切，尤其是对思想的统治，这样就容易出现万能政府或全能政府，人民不能管政府一点点。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有人探讨说是东方农业文明的结果。这些且不说它。只说孔子本人的思想并不这样，起码在有些问题上不是这样。比如孔子的思想中知识分子还有独立人格，孟子更是强调这一点。但是后来没有人说这些了。孔子的思想中对君主还是要有一些制约的，孟子干脆说贵戚之卿可以撤换不称职的君主，这还有点贵族民主的意思，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这样的传统，后来就没有人提了。孔子思想中是主张君主要做道德表率，大臣可以对君主提出批评，君主不听，大臣就要辞职，君臣关系有一定的平等和制约。后来就变了，君主就是圣人，不能批评了。
说到这里，
要说明中国的政治家是关心人民的，要求政治家重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重民思想。民为邦本，是说人民为国家提供财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说人民如果受到过重的压迫和剥削，会起来造反的。所以要重民，包括养民、教民等等。教民，当然是教人民服从了。养民，却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含有辩证法在内，你想，本来是老百姓养活统治者的，他却要说是统治者在养活老百姓。所有那些中国传统的东西，在今天都还存在的。为人民服务，就是重民思想。你不想让他服务还不行，这其实是强制服务。西方不会这样说，老百姓不选你，你服务也没人要。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养活了十几亿人口，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也是强盗逻辑，强盗扰乱，不让你活，你就活不好。他不扰乱了，你活得好一点了，他就说，看看，是我养活了你们啊！
到了宋代的朱熹以及他以后的儒家思想家，管不往皇帝。思想家们的性格越来越内向，只对自己严格要求，正心诚意，内圣外王，知识分子苛责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儒家思想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这时的儒家思想造就了许多伪君子，到专制统治者那里找一碗吃，没有多少责任心了。这种自我安慰的政治学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哲学的意味就重多了。最早的儒家思想关心人民，关心社会，讲的是比较实在的道理。后来到心学理学，就是纯粹的哲学了，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东西，和佛教差不多。这和政治学求实的品格大相径庭，说空话为主，现在的新儒家也是这个路子。这班人多是生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却又融入不了人家的文明之中，便回到中国传统中找一点安慰，向西方人夸耀祖先的光辉业绩，吹得天花乱坠，还有一些西方人瞪大了眼睛听，认为了不起。但是西方能有几个人真正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有多好呢？想想，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学家有那么多，西方不比中国少，西方历史上的政治学和现在的西方政治学又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西方有人大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现在的西方人也不会爱听。毕竟是历史陈迹啊！西方人关注现在，中国人也是。新儒学注定是少数精神贵族的空洞的学问。
返回来，再说其他如法家、道家、墨家，他们与儒家不同，但大的方面却是一致的。也就是华夏文明建设的理想是相一致的。天人合一、圣贤政治、等级秩序、家庭伦理、重民爱民等，大多是一样的。墨家尚同，也是圣贤政治，兼爱，也含有爱民思想。道家无为，其实儒家最高境界也是如此。法家重刑，儒家重德，目标却是一样的。不过法家狠一些，道家阴一些，墨家苦一些，都没有儒家高明，故而儒家成了正统思想，华夏文明的代表。中国历史上实际起作用的政治学是综合这几家的，从发展看是如此。秦初是用法家思想实现统一的，汉初要变秦朝的暴政，就用黄老思想，主要是老子的无为。后来，无为虽然让老百姓自己救自己，休养生息，从战争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但是社会秩序很坏，统治者就想起了儒家思想。汉代一开始就用过儒家，主要是制礼作乐，突出皇帝的威严，很让刘邦兴奋，感受到作皇帝的最大乐趣。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很合时宜。不过天下不安定的时候，儒家总难独尊。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各家思想都曾发挥过作用。儒家真正独尊，是宋代的事情，是朱熹他们的功劳。从那时到清朝，儒家思想都是正统思想。这个正统思想源于四书五经，但是又不全是，是经过统治者修订的思想。如果有人认真地总结一下，才能比较清楚。中国的政治学包含以下内容：
（1）君权神授说，解释权力来源与权力监督的最终力量；
（2）圣贤政治观，一种古代的精英政治理论。君主是圣人，大臣是贤才，民众是愚民；
（3）伦理政治与尊君思想，用家庭伦理观念来规范社会政治秩序，君主是大家长；
（4）重民养民教民思想，根本出发点是防民，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服从统治。中国的传统，统治者都要教育老百姓，思想控制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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