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幅画署名写的吴邦,画的是双虎.请问吴邦是谁???

2007年迎春艺术品拍卖会已成交作品的列表里

第362件拍出的作品署名的艺术家为吴邦画的是双虎图

尺寸为122×41cm

最初估价为800-800(元)，但是成交价未知。

质地为设色绢本（立轴）

拍卖公司为山西晋宝斋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专场是 中国书画 油画

拍卖日期是2007-01-21

有关与吴邦的个人简介是没有的

但是由苏庚春题签

苏庚春（1924－2001年），字更淳，河北深县人，1924年12月出生于北京古玩世家，自小秉承家学，又博闻强识，从父亲苏永乾先生（字惕夫）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字画古董行——贞古斋，后又师承夏山楼主韩德寿先生（字慎先），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双鉴别书画的慧眼，时与刘九庵、王大山、李孟东并誉为“琉璃厂书画鉴定四大家”，郭沫若先生赞其“年少眼明，后起之秀”。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苏庚春先生任北京宝古斋书画门市部主任等职。1961年，他应当时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邀请，调广东省工作，从此广东书画文物的鉴赏水平涣然一新。苏庚春先生以其高深的学养和独特的鉴赏能力，为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海关等国家机构鉴定或征集文物达数十万件，保护和挽救了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所培养的书画鉴定人才已成为广东文物鉴定界的栋梁。笔者自1992年7月起进入苏先生曾供职的广东省博物馆从事书画鉴藏工作，有幸忝列门墙，跟随学习书画鉴定近十年，其中于先生之事耳濡目染既多，现择其要者略述其一二，以纪教泽。

师从韩慎先学鉴定

传统的书画鉴定，离不开老师的言传身教，苏先生也不例外。他在书画鉴定方面的老师，据他所说，主要是韩慎先。韩慎先(1897—1962年)，字德寿，号夏山楼主，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氏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高亭唱片公司灌有唱片，颇有影响。他的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据苏庚春回忆，韩慎先幼时常随父游览于厂肆，当时尚蓄一小辫，故有人称韩小辫；因为他居长，所以人们官称为韩大爷。他博学多能，除对书画精通外，尚能识别瓷、铜、玉、砚等项。对诗文、书法也自有独到之处；在京剧方面，嗓音极好，专攻老生，有余（叔岩）派韵味；自己又会拉胡琴，晚年天津名票多拜于门下。他在京津影响很大，如果谁说是夏山楼主的学生，走到哪都能吃得开。韩慎先晚年主要研究书画和授徒。苏庚春与韩老结识，先是由鉴定书画，后来则是兼学唱戏。苏庚春在其书画鉴定札记《犁春居书画琐谈》中载，韩慎先作苏先生的琴师，他说苏嗓子好，有“云遮月”之味，一定要比鉴定字画更红，叫苏学唱戏。可是苏庚春常常向他把所学会的戏唱过后，他总说，全对，也全不对，假如要教苏，比教不会唱的更难。因为这时苏先生已经唱的有自己的一套了，改起来较难。苏先生便“知难而退”了，还是转搞他的字画鉴定本行。

学习鉴定字画，韩老师告诉苏先生说，第一要有好记忆力，如没有好的记忆力，那一定学不会，这是个根本，沾事则忘，那就学不了鉴定；第二要熟悉历史和历代有名的书画家；第三要真假好坏都得看，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一天，苏先生去韩老师家，见房中挂着幅郑板桥的墨竹，便向他讨教。韩老师说，郑板桥是用画法写书，书体叫“乱石铺街”，字体中有的笔画像竹枝和兰叶；画竹的特点是竹叶比竹枝要宽，每一幅单看是“个”字，整看也是“个”字；画石头不点苔。他的署名“燮”字，从“火”字多数是真，从“又”字多数是伪。韩老师说，一天就让学这么多，以后要学，每学一“招”要付10元，“钱我不要，凑多了咱们拿这钱去吃饭，这样你会印象深，能记住。”

苏庚春原住东琉璃厂旁的小胡同，每个月有时去天津两次或一次，每次去了都会学个一两“招”。时间长了，又通过自己实践中有所领悟，慢慢就积累了一些知识。这就是苏庚春后来走上书画鉴定并卓然成家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独具慧眼救国宝

谁也不能准确统计，也无法说出苏庚春于上世纪60年代初南下广东后，究竟为广东的博物馆、美术馆征集了多少书画藏品，为国家抢救了多少重要书画文物。但提起苏先生的名字，广东文博界无人不知。大凡广东博物馆、美术馆中有书画收藏者，都有过苏先生曾参与鉴定或征集书画的记录。据不完全统计，经苏庚春手鉴定、征集和抢救的书画文物有数万件，尤其是广东省博物馆——就笔者目力所及，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苏先生退休，在博物馆的书画账本、卡片、包首、布套，甚至木柜上，到处都能见到苏先生手迹，这些手迹包括一些鉴定意见、征集经过、题签等，字字珠玑，饱含了他对所鉴定、征集书画的所倾注的数十年的感情。这里特别要提的是，他为国家所抢救的两件国宝级书画——明陈录《推蓬春意图》和边景昭《雪梅双鹤图》。

1973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苏先生对出口的古旧字画进行例行鉴定。按照当时政策，一些工艺品公司可以将不能进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古旧书画出口，以此为国家换取外汇。这类书画，一般多为伪品，或即使是真品，大多水平不高，属等外品。但为了慎重起见，作为南大门的广州，每次大多由苏先生主持对这一批书画作最后把关，确信无误后才给予放行。在这一年，苏先生对天津送来的一件署款为“陈录”的《梅花图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多年经验，他断定，这件品相完好、画幅巨大（纵29厘米、横902.5厘米）、被当地文物鉴定部门定为仿品的《梅花图卷》极有可能是一条漏网的“大鱼”。于是，他以30元的价格为广东省博物馆买下来，带回馆里进一步研究。陈录是明早期著名画家，字宪章，号如隐居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工诗擅画，梅、松、竹、兰见长，尤以墨梅的造诣最为精湛，与王谦齐名。他的传世作品不多。苏先生将此画与其他已有定论的陈录作品进一步比较，发现系真迹无疑。该画引首有徐世昌和周右的鉴定名章，时人程南云题写篆书“推蓬春意”，拖尾则有明清两代鉴藏家题跋，分别是明代刘昌钦、张泰和清代陈鸿寿、徐茂、卢昌祚、姚元之、杨殿邦、夏塽、林则徐等人，这些题跋也是真迹，更加印证了苏先生的判断。后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专家们来鉴定后，也都认为是陈录精品，被定为一级文物。在80年代，文物出版社还专门为此画出版了单行本册页，流传甚广。

抢救《雪梅双鹤图》之事颇具传奇色彩。1982年，广州某书店从北方征集一批古旧书籍和字画，邀请苏先生鉴定。当苏先生对每件书画和古籍逐一鉴定完后，没有发现多少可圈可点的宝贝。在临走时，突然对包裹这批书画和古籍的一张颜色黯淡、发黄的旧绢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应该是一幅非常古老的旧绢。后来他将此绢带回博物馆，将绢上尘封的污迹小心翼翼地拭去，发现是一幅画有白鹤与梅花的古画，近而再摩娑，用放大镜审视，发现在画的右上角有一柱香题识：“待招边景昭写雪梅双鹤图”。苏先生一看，异常兴奋，因为画的风格与边景昭完全一致，又有边景昭自己的题识，当为边景昭真品无疑。苏先生以1500元的价格从书店为博物馆购得此画，并送往北京请古画装裱师修复，后来在题款下又发现了“边氏文进”和“移情动植”两方印，更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判断。80年代后期，启功、徐邦达、刘九庵、谢稚柳、杨仁恺等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专家巡回鉴定到广东省博物馆，看了《雪梅双鹤图》后，均允称精品，并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据鉴定小组编辑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记载，边景昭传世的画作极为少见，仅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双鹤图》、《竹鹤双清图》（合作）、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杏竹春禽图》、《花竹聚禽图》和《秋塘鶺鸰图》和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作品，计6件。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此件作品，纵156厘米、横91厘米，堪称鸿篇巨制，乃其传世画迹中之珍品。此画所幸有赖苏先生彗眼识宝，不然可能将永无见天之日，或早已被人弃之纸篓。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如在北京琉璃厂的大甩卖中只花了3元钱便为广东省博物馆收购到明末清初广东著名水墨花鸟画家赵焞夫《花卉册页》……等等。在广东省博物馆，凡是经他征集的作品大多在背后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记录着独具慧眼的苏先生的传奇经历。

对于博物馆征集藏品，苏先生常常告诫我们，一定要有前瞻性。如一些美术史上的小名家，作品传世不多，但艺术水平精湛，这类作品也要适当征集，也许将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将成为填补美术史空白的重要佐证；当代一些艺术造诣高超的画家作品也要适当征集，这些作品若干年后就是重要的文物。在苏先生所处的“当代”，他便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博物馆收藏了诸如傅抱石、谢稚柳、李可染、刘海粟、黎雄才、关山月等人佳作。事实上，当时并不被文博界所看好的当代名家作品已然成为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新宠。目前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此类作品极多，这是和苏先生的远见卓识分不开的。

正是因为苏先生这种独到的鉴定实力与高瞻远瞩的眼界，使得僻居岭海一角的广东省博物馆能成为继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之后的中国书画收藏大馆,尤其明清以来的书画作品，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均可在省级博物馆中位居前列。

“鉴伪易，鉴真难”

书画鉴定是门高深且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的学问，没有一定的书画阅历和文史、艺术等方面的知识是远远不行的。在现代文物鉴定中，书画鉴定是唯一一种不能以科技手段替代的文物鉴定门类，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仍然需要人们的经验来判断。既然主要取决于经验，因此难免会受到很多主观因素的制约，使书画鉴定自然成为所有文物鉴定中最难的一门学问。

在苏庚春看来，书画鉴定中，最难的莫过于“鉴真”而不是所谓的“鉴伪”。所谓鉴伪，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经常看到某某“鉴定家”动辄将东西看假，有时即使是真作品，但略有瑕疵，也会被判以伪作。这样会白白地错失征集佳作的良机，若果此公供职于把守国门的文物监管、鉴定部门，那国家可能会因此流失文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后果就相当严重了。若发现此类鉴定“失误”，真正追究起来，他可以说是自己眼力较严，两手一甩，毫不干事，人们也会因为他的“把关严”而理解、原谅他。其实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多也就是鉴定书画的初级阶段。所谓“鉴真”则是在别人“鉴伪”或不留意的作品中发现“仙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大家所熟知的启功、徐邦达、刘九庵、谢稚柳、杨仁恺、傅熹年等著名书画鉴定专家都有这个本事，苏庚春也不例外。上述《推蓬春意图》和《雪梅双鹤图》的发现与抢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经常在一些画廊、文物店、拍卖行或收藏家手中，苏先生都能不断地发现一些不被人看好、打入冷宫但实际上是真品、精品的书画，为博物馆收购回来，充实了馆藏。有的已被定为一级或二、三级文物，绝大多数被选入权威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国美术全集》和《中国绘画全集》中，成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实物。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艺术市场复苏。由于苏庚春在京、粤两地书画圈中所公认的鉴定眼力与公信力，社会上登门求字、鉴定和要求为其书画题跋的人踵接于门。苏先生是一个谦和与古道热肠之人，他几乎有求必应。但对于假的书画，他一概婉言相谢，即使再熟的朋友也不题半字，这一点几乎成为圈中人的共识。

但在艺术市场上（尤其是广东市场），常常出现一些假冒苏先生的题跋或书法作品。在一些假书画作品上也赫然出现假的苏先生题字；更有甚者，在一些假的书画上出现真的苏先生题跋。后来一调查，原来是苏先生在真的书画上题跋后被人调了包，换在了假的书画上（俗称“移花接木”）。对于知情者来说，知道是那些趋利者所为，大多一笑置之。对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以为是苏先生收了别人的钱财而违心所题（据我所知，苏先生为人题跋从未收受钱财），这自然就严重影响到他的声誉。从维护他的声誉着想，我们几次建议他登报声名或将作假售假者诉之以法，也有记者朋友自告奋勇要写文章帮他澄清。一向淡泊为人的苏先生总是淡然一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完全是一副恬淡出世的心态。这种豁达与宽容在当今实属罕见。

后来再有人题跋，他总是诙谐地告诉来者，想卖好价钱，就不要来找我题，大家都知道这个题跋是不可信的。事实上，这种违反诚信准则的作假行为不但无损苏先生形象，反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苏先生的大名，知道了书画鉴定的真正准则。

著书立说 薪火相传

苏先生从早年北京琉璃厂“少掌柜”到南方地区赫赫有名的书画鉴定家，60年如一日，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知道苏先生的人，都认为他只懂得鉴定，而拙于笔耕。这是一个美丽的误解。

苏庚春先生著述丰富，却从不张扬。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他便开始撰写《中国艺术辑略》，洋洋洒洒70万言。该书对中国书画艺术的流变、画家的生平以及所寓目的画迹做了详尽考述。其时余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还未面世，此书的编撰，无疑对于整理中国绘画史、查阅画家资料具有开创之功。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此书在他生前一直未能面世。2004年，为纪念苏先生诞辰80周年，由笔者将其数十本手稿整理，更名为《苏庚春中国画史记略》，交广东旅游出版社梓行。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大量的美术史论著已经问世，书中的一些观点或资料有些过时，但书中高扬的一种严谨踏实的学风则是值得美术史学界借鉴。难得的是，书中所提供的一般画史所难以见到的第一手资料，有不少来自于苏先生鉴画纪余的笔录，蕴含了他的鉴定思想，为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考依据。

苏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是他所编撰的《明清以来书画鉴定家选》一书。该书于1998年由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出版。该书记录了明清以来书画鉴定家的生平及常用印鉴，对于书画鉴定具有非常重要的辅证作用。此书在大陆较为少见，影响不广，但在广东、香港地区，一直以来成为很多书画从业人员和收藏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此外，苏先生长期以来有将自己鉴定心得记录在纸的习惯。自2000年以来，笔者将这些随手所写之笔记和他随口所讲之鉴定妙语整理出来，并征得他的同意，命名曰《犁春居书画琐谈》，按不同内容加上小标题。先是于2000年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连载，一开始便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笔者时常接到来函来电询问结集出版之事，有时因工作原因未能及时整理发表，便有读者来电追问事由，惟恐停载。后来，一些网站也作了转载。近年，广州的《文史纵横》、《收藏·拍卖》等杂志也纷纷连载，在行内影响极大。

著书传道之外，苏先生还从不吝惜自己的“绝活”，经常在不同场合向晚辈们传授自己的学术精髓和鉴定心得。书画鉴定是门古老的综合性人文学科，所需要的是博闻强识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苏先生所经眼之书画不知凡几，他通过类比总结，并大量阅读典籍，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鉴定思路与方法。如“海阳四家”之一的查士标（另三家为渐江、汪之瑞、孙逸）的署款中之“士”字，到了晚年一般都写成“七”字才是真迹。广东南海林良是明代花鸟画家，与当时的吕纪齐名。他的署款都是两个字“林良”，用印大多为朱文方印“以善图书”。其中，署款之“林”字，左边的“木”字较短，右边的“木”字较细长，而最后一捺，多是用点……等等。虽然这些并不是什么惊世宏论，但没有相当阅历和深厚功力的人是无法总结出来的。

苏先生是岭南地区唯一的以鉴定古代书画为主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直到现在，这种“唯一”还没有被打破。在传统的鉴定大家渐行渐远的时代，相信广东在以后也很难有人在目鉴方面打破这种纪录。尽管如此，由于苏先生的言传身教，广东的书画鉴定人才却是代不乏人。如今，苏先生所培育的广东新一代书画鉴定人才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在文物监管部门、博物馆、美术馆、文物店、画廊、拍卖行等继续传承着他的书画鉴定事业，使其薪火相传。而他的著述也正在教化后人，成为美术史学界、文物鉴定界的重要文化遗产；经他所征集、鉴定的书画正在博物馆、美术馆的展厅里、学术讲坛上泽被后世……

“以有限的人生，做无穷的事业”

苏先生长期身患糖尿病，晚年更染咳疾和眼疾，加上长期忘我工作，体质较弱，于2001年12月23日上午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安详辞世，享寿仅78岁。当时，广东各界数千人在广州新殡仪馆青松厅为这位在广东呕心沥血40余年的书画鉴定家送行。广东损失了一座书画鉴定的重镇，整个中国也失去了一个传统性的书画鉴定大家。

苏庚春先生生前有很多任职，他历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出境鉴定组组长、广东省博物馆顾问、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所有这些荣誉和任职中，他所最看中的还是作为书画鉴定家的身份。在苏庚春先生的广州寓所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幅他手书的行草对联：“以有限的人生，做无穷的事业”。正是这样的座右铭，使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书画鉴定家的责任感和使命。

大凡博物馆或其他文物鉴定部门有所求，即使再忙，他也会忙中抽闲，倾力而为。2000年8月，笔者经手从香港接收了一批书画收藏家李国荣先生捐赠的宋元以来的书画数十件。苏先生在广州对其作了初步鉴定后，认为其中一张署款“夏圭”的扇面山水画和其他几件无款的宋元绘画很值得研究，这些画应该都是宋元时期的，“夏圭”则是后添款。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的判断，他建议我们单独将这几件画送到北京请徐邦达先生再掌掌眼。他不顾身体不适，在炎热的北京城，亲自和我们一起将画送到徐邦达寓所，和徐先生一起对画逐一鉴定研究。除了一件猴子扇画被苏先生定为元代后期、而徐先生定为明代早期，时代略有出入外，最后的鉴定结果和苏先生一致。这件小小的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苏先生那种严谨踏实的学风、兢兢业业的责任感，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十分感念。

苏先生自1984年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广州和北京两地。他有一方印曰：“燕粤两居人”，以示其生活状态。每逢暑期，他必到北京小住，一般国庆节后，又回到广州。他曾将自己喻为候鸟。两地奔波的生活方式也有被打破的时候，那就是如果博物馆和文物鉴定部门有重要的文物需要鉴定，或有与书画相关的重要活动时，他便会无怨无悔地选择留在广州。这种牺牲精神似乎也成为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苏庚春先生也是书法家和篆刻家，其书法宗师钟繇、王羲之，淡雅而飘逸，深为收藏界所赞赏。其夫人张沛之（蕴贞）擅长绘画，但拙于临池，因此苏先生常常为其画题字。古时有“潘（恭寿）画王（文治）题”之谓，今则有“张画苏题”之雅事，一时传为艺苑美谈。在90年代，苏庚春伉俪在广州、北京两地联合举办书画联展，出版《苏庚春张沛之书画集》。

苏庚春先生一生为人谦和、淡泊名利；治学缜密，诲人不卷。他的早逝，是中国文博界，尤其是广东文博界的巨大损失。他的学者风范和高尚品格，将影响和激励后人，成为书画鉴定界的典范。

广东书法家排名

中国画流派之一。至宋初始分为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北方山水画派产生于五代北宋间，宗师为关仝、李成、范宽。

关仝（生卒不祥）是五代后梁画家，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师荆浩，晚年有出蓝之誉。擅写关河之势。笔简气壮，景少意长。善写秋山寒林、林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等景，时称“关家山水”。

李成（约919～967），五代宋初画家，营丘（令山东临淄，一说昌乐）人，初师荆浩、关仝，后隐居山林，师法自然，常画雪景寒林，多为北方景色，勾勒不多，皴擦甚少，惜墨如金，骨干自坚，画山水挺拔坚实，给人气象萧疏、烟林清旷之感。

范宽（？～1026），北宋画家，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初学李成，继法荆浩，后感“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终于“自立家法”。下笔雄强老硬，“皆写秦陇峻拔之势，大图阔幅山势逼人。”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曰：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畤百代标程。”又说“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伏雄强，抢笔俱均，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说明李、关、范之画风之盛，风靡齐、鲁，影响关、陕地区，实为北方山水画派之宗师。 亦称“江南山水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至宋初始分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南方山水画派产生于五代北宋间。宗师为董源、巨然。

董源（？～926）为五代南唐画家，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中主李璟朝时任后苑（即北苑）副使，故称：董北苑。善画人物、牛、虎、龙，尤工山水，写江南风景，画面不见高山叠嶂，陵峭怪石，而是峰峦晦明，林靡烟云，洲渚掩映一类的山光水色，表现了平淡天真的情趣。构图方法，笔墨技法为塑造江南景色也均有创新。与北方的山水画迥不相同。

巨然（生卒不祥）为五代宋初画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南唐亡，至开封为开元寺僧。山水画师承董源，也擅画烟岚气象和山川高旷的江南景色。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说：“董源，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气；建业僧巨然祖述董法，皆臻妙理。”米芾《画史》也说：“董源平淡天真，唐无此品。”此派以董源和巨然为一代宗师，世称“董巨”。

米芾父子“米派云山”，画京口一带景色，显出此派新貌。南宋末法常（牧溪）和若芬（玉涧）等，皆属南画体系，至元代而大盛。 中国画流派之一。此派以竹为表现对象，以宋文同、苏轼为代表，尤以文同画竹最著称。明莲儒曾作《湖州竹派》，述自北宋至明代画家共有25人之多。因文同曾于湖州（今浙江吴兴）任太守，故称。

元代张退之认为墨竹始于唐玄宗李隆基，吴道子、王维、李昂、萧悦等也善画竹。白居易曾作《画竹歇》赞萧。而至文同竹艺大进，文氏毕生画竹。《图画见闻志》称：“善画墨竹，富潇洒之姿。”苏轼称其画竹“得成竹于胸中”，身以竹化，以竹出自我之磊磊风神。苏轼也好为竹，自称“派出湖州”。但又说“竹石风流各一时，有自己的老劲雄放的风格，被画史称为湖州竹派的始祖。

元代画竹成风。元以后，李衍、吴镇、柯九思等复承其绪。元人吴镇搜集学文同画竹技法的宋元画家小传，编成《文湖州竹派》一书，凡二十五人。 明代董其昌关于划分山水画家为南北两个派系之说。《容台别集·画旨》：“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斡、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了（芾、友仁），”此说与山水画家师承演变的史实不尽符合，且有崇“南”贬“北”之意。明代陈继儒（当时与董其昌并称“董陈”）所说尤为明显：“李派板细，乏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明末清初画坛群起附和，形成以“ 南宗”为“正统”之见。 清初山水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六人的合称。亦称“四王、吴、恽”。四王之间有着师友和亲属关系，都受明末画家董其昌影响，画学宋元，法本黄公望，重临摹，仿古画，轻写生和创造。

“四王”山水受到官方的推崇，被尊为“正宗”，从学者甚多，对清代三百年画坛影响至深。吴历出于王时敏之门，曾随传教士去澳门，略带西洋技法，又是王翚的同乡。 清代乾隆年间活跃在江苏扬州画坛的革新派画家总称，即“杨州画派”。其人数和姓名说法不一。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目过考》中，指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膺、罗聘等8人。

这一画派的共同特点，是不少人一生不得志、不当官，有的做过几年小官又弃官专门绘画为主。他们愤世嫉俗，不向权贵献媚，了解民间疾苦。重视思想、人品、学问、才情对绘画创作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及书法修养都很高。画题以花卉为主，也画山水、人物，继承了徐渭、朱耷、石涛的创新精神，主张自立门户，抒发真情实感，反对当时崇尚摹拟、泥古作风，被时人目为“偏师”“怪物”，遂有“八怪”之称。 亦称“岭南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广东地处五岭之南。明清以来，此地画家不下千人。开创岭南一带画风的是明代著名画家林良。他是近代岭南画派的先驱者。宗其法者有高俨、陈瑞，继起者有黎简、李魁等。清乾隆年间有苏六朋、苏长春善人物，清末有居巢、居廉兄弟，学恽寿平，善花鸟虫鱼。现代的番禹人高剑父、高奇峰及陈树人早年均师从居廉。

岭南画派是海上画派之后崛起的最成熟体系，影响最大的一个画派。创始人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二高一陈”。它是岭南文化最具特色的祖国优秀文化之一，它和粤剧、广东音乐被称为“岭南三秀”，是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革命派，是中华民族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绘画流派，是建国后最优秀的画派之一。创始人(第一代代表人物):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第二代代表人物（再传弟子）:关山月、黎雄才、卢传远、杨善深、赵少昂、黄少强；第三代代表人物（再传弟子）:杨之光、伍嘉陵、林墉、陈金章、王玉珏等。从岭南画派发展轨迹看，第三代画家都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杨之光是人物画家，伍嘉陵是画鱼名家，林墉是花鸟画家，形成比较成熟的个人风格，造就了岭南画派在广东地区长盛不衰的局面。 由著名画家孙建平创立，中国油画流派之一。这一画派有数百人之多，遍及美欧及东南亚。画派特点，一反学院派的保守画风，笔法简练夸张，色彩大胆奔放，兼工笔线条与多维写实，以中国画内涵为祭奠，吸收了德国表现主义的画风，带有中国边疆少数民族风情的狂野画风，绘画风格独树一帜。代表人物：孙建平、候元超、茴向东、车健全、黄一非、郭泰、李芳、孙韩、袁艺芳等。

油画，国画，西画哪种更难学？

广东书法家排名前十名分别是：陈献章、陈恭尹、熊景星、吴子复、秦咢生、连登、胡根天、卢有光、秦大我、许鸿基等书法家。

广东十大书法家排行榜，由MaiGoo品牌网统计的数据，显示陈献章、陈恭尹、熊景星、吴子复等近代书法家成为广东近代的书法名家。

主要通过检索相关网络平台查找出生历史上所有时期，祖籍、籍贯、出生地至少有一项为广东省的书法家，并综合考量他们取得的成就（作品、产量、荣誉头衔等）、知名度、影响力得出广东十大书法家排行榜。

1、陈献章

陈献章（1428年11月27日—1500年3月9日），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白沙里人，故又称白沙先生，世称为陈白沙。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

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2、陈恭尹

陈恭尹（1631 ～1700），字元孝，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又号罗浮布衣，汉族，广东顺德县（今佛山顺德区）龙山乡人。著名抗清志士陈邦彦之子。清初诗人，与屈大均、梁佩兰同称岭南三大家。又工书法，时称清初广东第一隶书高手。

有《独漉堂全集》，诗文各15卷，词1卷。陈恭尹的诗前后内容有所不同，然而眷怀故国之思，未尝消释。七言律诗对仗工整，又多巧思，绵丽中仍多哀感苍凉之慨。

3、熊景星

熊景星，字伯晴，号笛江、荻江、涤庵，南海人。清朝国画家、书法家。幼颖悟，尝以所作《蒲葵扇诗》见赏于阮元。清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举人，官开建（今肇庆境内）训导。后任学海堂学长。壮年有用世志，屡上公车不第，乃藉书画自娱。

曾与谢兰生、谭莹同修南海县志。工古文辞，诗亦奇丽，著有《吉羊溪馆诗集》三卷、《题画诗》等行于世。自谓诗文入古未深，所可自信为书、画。景星善于画山水、花卉，声誉颇重，质朴苍劲，力透纸背。

4、吴子复

吴子复(1899-1979年)，近现代杰出的书法篆刻家、美术理论家、中国早期著名的油画家、政治家，原名鉴，又名琬，字子复，上世纪四十年代后以字行，别号宁斋、澐庐、伏叟等，原籍广东四会，出生在广州西关。在岭南地区大凡从事书画研究或书画创作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吴子复名的（尤其是在书法圈中）。

5、秦咢生

秦咢生(1900.1.28--1990.2.9)，中国著名书法家、印学艺术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秦派书法创始人。历任广东文史馆副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

秦咢生原名寿南，字古循，初名岳生，嗣改译生，后以《说文》无谔字，更曰咢生，别号古循，号路亭，惠州惠城区桥西姚屋巷人。

看你学的程度了。要是想学的精，都很难的。、中国画与油画的区别 东西洋文化，根本不同。故艺术的表现亦异。大概东洋艺术重主观，西洋艺术重客观。东洋艺术为诗的，西洋艺术为剧的。故在绘画上，中国画重神韵，西洋画重形似。两者比较起来，有下列的五个异点： (一)中国画盛用线条，西洋画线条都不显著。 线条大都不是物象所原有的，是画家用以代表两物象的境界的。例如中国画中，描一条蛋形线表示人的脸孔，其实人脸孔的周围并无此线，此线是脸与背景的界线。又如画一曲尺形线表示人的鼻头，其实鼻头上也并无此线，此线是鼻与脸的界线。又如山水、花卉等，实物上都没有线，而画家盛用线条。山水中的线条特名为“皴法”。人物中的线条特名为“衣褶”。都是艰深的研究工夫。西洋画就不然，只有各物的界，界上并不描线。所以西洋画很像实物，而中国画不像实物，一望而知其为画。盖中国书画同源，作画同写字一样，随意挥洒，披露胸怀。19世纪末，西洋人看见中国画中线条的飞舞，非常赞慕，便模仿起来，即成为“后期印象派”。但后期印象派以前的西洋画，都是线条不显著的。 (二)中国画不注重透视法，西洋画极注重透视法。 透视法，就是在平面上表现立体物。西洋画力求肖似真物，故非常讲究透视法。试看西洋画中的市街、房屋、家具、器物等，形体都很正确，竞同真物一样。若是描走廊的光景，竞可在数寸的地方表出数丈的距离来。若是描正面的(站在铁路中央眺望的) 铁路，竞可在数寸的地方表出数里的距离来。中国画就不然，不欢喜画市街、房屋、家具、器物等立体相很显著的东西，而欢喜写云、山、树、瀑布等远望如天然平面物的东西。偶然描房屋器物，亦不讲究透视法，而任意表现。例如画庭院深深的光景，则曲廊洞房，尽行表示，好似飞到半空中时所望见的；且又不是一时间所见，却是飞来飞去，飞上飞下，几次所看见的。故中国画的手卷，山水连绵数丈，好像是火车中所见的。中国画的立幅，山水重重叠叠，好像是飞机中所看见的。因为中国人作画同作诗一样，想到那里，画到那里，不能受透视法的拘束。所以中国画中有时透视法会弄错。但这弄错并无大碍。我们不可用西洋画的法则来批评中国画。 (三)东洋人物画不讲解剖学，西洋人物画很重解剖学。 解剖学，就是人体骨骼筋肉的表现形状的研究。西洋人作人物画，必先研究解剖学。这解剖学英名曰anatomy for art students，即艺术解剖学。其所以异于生理解剖学者，生理解剖学讲人体各部的构造与作用，艺术解剖学则专讲表现形状。但也须记诵骨骼筋肉的名称，及其形状的种种变态，是一种艰苦的学问。但西洋画家必须学习。因为西洋画注重写实，必须描得同真的人体一样。但中国人物画家从来不需要这种学问。中国人画人物，目的只在表出人物的姿态的特点，却不讲人物各部的尺寸与比例。故中国画中的男子，相貌奇古，身首不称。女子则蛾眉樱唇，削肩细腰。倘把这些人物的衣服脱掉，其形可怕。但这非但无妨，却是中国画的好处。中国画欲求印象的强烈，故扩张人物的特点，使男子增雄伟，女子增纤丽，而充分表现其性格。故不用写实法而用象征法。不求形似，而求神似。 (四)中国画不重背景，西洋画很重背景。 中国画不重背景，例如写梅花，一支悬挂空中，四周都是白纸。写人物，一个人悬挂空中，好像驾云一般。故中国画的画纸，留出空白余地甚多。很长的一条纸，下方描一株菜或一块石头，就成为一张立幅。西洋画就不然，凡物必有背景，例如果物，其背景为桌子。人物，其背景为室内或野外。故画面全部填涂，不留空白。中国画与西洋画这点差别，也是由于写实与传神的不同而生。西洋画重写实，故必描背景。中国画重传神，故必删除琐碎而特写其主题，以求印象的强明。 (五)东洋画题材以自然为主，西洋画题材以人物为主。 中国画在汉代以前，也以人物为主要题材。但到了唐代，山水画即独立。一直到今日，山水常为中国画的正格。西洋自希腊时代起，一直以人物为主要题材。中世纪的宗教画，大都以群众为题材。例如《最后的审判》、《死之胜利》等，一幅画中人物不计其数。直到19世纪，方始有独立的风景画。风景画独立之后，人物画也并不让位，裸体画在今日仍为西洋画的主要题材。 上述五条，是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异点。 由此可知中国画趣味高远，西洋画趣味平易。故为艺术研究，西洋画不及中国画的精深。为民众欣赏，中国画不及西洋画的普通。 中国画简称国画,有着民族形式和风格,画具主要是毛笔和颜料,画纸是宣纸或绢帛,表现手法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进行创作. 西洋画简称油画,快干油调和颜料,画在木版或厚纸板上. 中国画简称“国画”，原来是泛指中国绘画，是为了区别于明末传入中国的西画而出现的概念。解放前称中国画为“国画”、称中医为“国医”、称中国武术为“国术”、称京剧为“国剧”、称广东音乐为“国乐”，这些冠以“国”字的名称，解放之后都已改掉，唯有中国画仍保留“国画”的名称（50年代曾一度改称“彩墨画”）。 中国画所用的工具材料和表现方法与西洋画都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画是用毛笔、墨和矿物、植物颜料在宣纸或绢上作画，而西洋画所用的工具材料及画法与中国画不同。如油画是用透明的植物调合颜料，在经过加工的布、纸、板等材料上作画；版画不是用手直接画出来的，而是通过画稿、刻版、再以版为媒介，经过印刷等三个环节来完成的；水彩画是利用颜料的透明性，以水色的掺合晕接、渗透、重叠在白纸上作画；水粉画则是用水调合胶水、粉质不透明的颜料，在纸上作画。 中国画的山水、花鸟往往含有象征性，例如梅花、松树象征不畏严寒，顶风冒雪，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西洋画风景和静物画主要是追求画面上的美，讲究光和色的调和，画的内容反而居于次要地位。中国画的景物，不重视、也不描绘物体上的光及色彩变化，而注重景物的神韵，即不重视形似而重视神似，注重“以形传神”、“形神兼备”。西洋画受科学法则的制约，即遵照透视学、解剖学和彩色学的原理进行创作。采用焦点透视法，在平面上创造出一个立体空间。而中国画采用多点透视法，既用散点透视，也用焦点透视。西洋画在画面上涂满色彩，不留空白，而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很注意空白的经营，使没有画面的部位，像有画面的部位一样成为整个画幅不可缺少的内容。中国画另外一个主要特点是用线造型。线条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塑造形体的要求，成为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西洋画家也利用线条塑造形象，但他们更侧重于表现形象质感、量感、空间感，线则处于次要地位，离开要表现的形体、结构、明暗等具体内容，线条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中国画的题跋印章，是中国画独有的，也是区别西洋画的最大特点。中国画善于将诗、书、画、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通过题款用印来提高或补充观赏者的鉴赏和理解，还可以丰富画面的变化，起到互相衬映、点缀与平衡构图的作用。 随着西洋画的传入，现代的中国画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国传入的绘画技法——包括素描、油画、水彩画等多种技法，大大丰富了传统中国画的表现技巧，有的画家在工具材料上也不断革新，把西洋画的技法巧妙地与中国画的传统技法融会在一起，无疑是中国画发展的一个方向。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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