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荆公新学”是指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为配合其政治改革而提出的学术思想及文化教育政策。王安石（1021一1086年）出身于地方官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进士甲科，后长期担任地方宫吏，间或担任暂短的京官。他自熙宁二年（1069年）起任参知政事，前后执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积极变法，推行新政，成为中国十一世纪著名的政革家。
尽管其一生大部分从事政治活动，但王安石从未因之稍懈于学。朱熹曾以称道的口吻讲过有关他勤苦读书治学的故事：
介甫每得新文字，穷日夜阅之。喜食羊皮饴，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之入口，不暇用筋；过食亦不觉，至于生患。……不读书时，常入书院。有外甥懒学，怕他入书院，多方讨新文字；得之，只顾看文字，不暇入书院矣。（1）
正因为他治学极为刻苦，故而著述亦颇丰，计有：《三经义》（包括《周易义》、《诗义》和《书义》），今佚；《字说》，二十四卷；《易义》，二十卷，今佚；《洪范传》，一卷，存于《文集》中；《论语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四卷，今佚（《论语解》和《孟子解》在当时均曾行于场屋，为举子所宗）；《老子注》，二卷，今佚；《王氏杂说》（即《淮南杂说》），十卷，今佚；《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楞严经解》，十卷。
对于王安石的学术，后人评价不一。作为其政敌的理学诸儒多极力排斥王学在I需学中的正统地位，如程颐评道：“介甫之学，大抵支离。”（2）清初全祖望认为“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3），目之为杂学，而不按发生年代的先后顺序，仅将王氏之学附于《宋元学案》的书尾。其贬抑之意显而易见。那么，王安石的学术的特点？其在儒学发展史究竟应具有怎样的地位呢？这实在是很值得论究的。
第一，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的“庆历新学”，反对章句注疏之学，捉倡义理之学。嘉佑年间，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说：
讲说章句固非古人教人之道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材异等”、“贤良方正”。……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厂白知也。 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4）
在见之于《文集》卷九的《取材篇》中，他也一再指出只知记诵章句传注，则鄙蒙者皆能为之，而一旦国家有事，这些人则只能唯唯诺诺，无所用事：“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鄙蒙者能之。……类此之类，而擢之职位，历之仕途。一旦国家有大议论……彼恶能以详平欧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哉？是必唯唯而已。”
王安石反对章句之学，提倡义理为学，是为其政治纹革的目的服务的。在他积极推动下，宋廷在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下令改革科举制度，其理由与王氏所述完全一致： 自诗赋取士以来，学士凋敞聪明，及其中选，施于有政，无所用之。其弊所从来矣，莫能革也。自上即位，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议者不深维其意，群起而非之。上以为凡此，皆士不知义故也。
这次科举改革的目的是“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5）然而，反对者不少，新、旧斗争十分激烈。十一月，朝廷罢撤了一批太学直讲官，换上了认同“荆公新学”、热心改革的一批人，才使得这次以革新科举和学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基本上推行了下去。
第二，王安石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自先秦以来，儒学就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理想主义，二是经世传统。理想主义的儒学重视伦理，经世传统的儒学注重实用。理想主义使儒学两千余年来保持了自身的本质，而经世传统则使儒学依随时代的变化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在理想与经世之间，王安石更注重实用，最明显的是他打起“周公遗法”的旗号，进行“托古改制”，如其把“青苗法”与“旅师”的职守相比附，演绎《周礼》“旅师，掌聚野之助粟、屋粟、闲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刑，而均其政令”之言道：
方春兴作，则粟宜贵之时，因其不足而出粟以资之。方秋收成，则粟宜贱之时，因其有余而敛之。如此，则为农者不为兼并者之所夺，其生计可积而厚矣。先王之民，所以无贫困之患者，亦以有此术故也。（6）
他又把“免役法”说成是《周礼》中本就有的：“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7）“市易法”源于《周官》“司市”之职，“保甲法”则是《周礼》中的“司徒乡遂之制”；此外，“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等等均与《周礼》大司徒之职有所关联。其实，《周礼》所述与王安石的改革有着明显差异，王安石打着《周礼》的旗号意左实行其“国有化”的幻想，使其推行的改革具有经典依据。因此，他声称：“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经世。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8）
王安石认为儒学的本质在于其能够经世，他在与神宗的一段对话中明确阐述道：
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9）
王安石的观点不失为对某些儒生的绝好批评，同时也是对儒学经世传统的发扬。值得注意的是，伦理主义和实用主义正是理学与王学的分歧点。王安石与理学诸儒均有志于天下，但在究意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这一问题上，王学主张直接实施一些畜国强兵的措施，而理学诸儒却沿着“修、齐、治、平”的路线坚持首先要正人心。我们从程颢某次在神宗面前攻击王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两者耐寺点及其差异：
明道昔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10）
周初的昌兴是由于周公的盛德，而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其学能够治国以图天下之兴吗？
第三，王安石的学术具有以儒学为根基，博采百家之长，进而断以己意，发挥创见的特点。王安石非常强调获得广博知识的重要性，说：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杨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取，故其学不能乱也。（11）
他还严厉批评那些只死抱着圣贤之书而将其他载籍摒弃一旁的陋儒做法，在他看来，真正的儒者理应广泛学习诸子百家之学：“所谓士者，又非持彼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以圣人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莫敢习者焉。”（12）
王安石吸取百家思想是以儒学为指导的，所谓“异学不能乱”是也。但他认为，儒家圣人所处的时代与现实相比已有较大的差异，墨守先王之法是不行的，必须吸取百家之长，发展儒学，才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的需要。王安石死后，在由苏轼执笔的制辞中，对王氏之学有这样的评价：“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此可视为对王安石学术思想上包融和创新精神的高度赞扬。不独安石本人具有这种精神，其弟子们也足如此。这可以说是“荆公新学”的一贯学风。如陆佃是王安万的重要弟子和助手，他的儿子陆宰为乃父的《埤雅》作序，其中言道：“先公作此书，自初迄终，仅（？）四七年。不独博极群书，而岩父牧夫、百工技艺，下至舆台皂隶，莫不诹询。苟有所闻，必加试验，然后记录。则其深微渊懿，宜穷天下之理矣。”
王安石博采百家之长，其中尤以援法入儒最为明显，这也是由其变法改革的目的所决定的。他非常强调“法”的作用：
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速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次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13）
在这里，王安石从“礼”推演到“法”，把两者有机联系了起来，从而强调了“法”的作用。这与荀子吸取法家思想而“礼”、“法”并重的观念大有相似之处，虽然在一些是体问题上如关于“礼”的本质问题等等，王安石和荀子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由此而言，章太炎先生所谓“两千年之学，荀学也；两千年之政，荀政也”（14）颇有道理。在王权主义政冶体制下，大凡强调“国有化”、维护“大一统”的儒者，多少都会带有点法家色彩。
王安石不仅强调礼法，而且更主张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革新礼法。他借诠解《周易》来阐述此一主张，谓：
天下事物之变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则吾之行有时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变而时有损益而后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损》、《益》。……然则其行尤贵于达事之宜而适时之变也。故其辨义行权，然后能以穷通。而《井》者，所以辨义；《巽》者，所以行权也。故君子之学至乎《井》、《巽》而大备，而后足以通乎《困》之时。（15）
王安石还做过一篇《夫子贤于尧舜》，文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七。在他看来，孔子之所以贤于尧、舜，是因为孔子的时代“天下之变至焉”，而孔子能够“因其变而制之法”，并且能“集诸圣人之事而大成万世之法”，就是说，孔子能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综言上古圣人之法，进而发挥创见，为万世立法。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王安石打着“周公遗法”的幌子推行改革变法，但在必要时，他甚至不惜抛弃这旗帜，如其曾扬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很明显地表露出法家特色，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
杂于禅是荆公新学的又一特色，这在王安石晚年著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除《愣严经解》外，世传王氏价注佛经甚多，故而全祖望叹曰：“甚矣，西竺之张其罪也！”（16）
王安石曾与程颢论道不合，因谓明通先生曰：“公之学如上壁。”盖言其坚持儒家道德理想主义，难以在现实虫活中实行。程颢则反唇相讥道：“参政之学如捉风。”谓其以实用主义的灵活态度远用儒学，背离了儒学根本原则，亦讥其学驳杂不纯。此正生动反映荆公新学与理学的分野。
第四，王安石之学具有鲜明的维护“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倾向。王安石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害国强兵，从而解除民族和社会所遭遇到的现实危机。他为之提倡义理之学，进而撰写《三经新义》，为其攻革变法举指从“周公遗法”和儒家经典那里寻找出合法依据。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理想，这就使其学不能不带有专制主义的特点。
为了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王安石认为以贵冶贱、以贤治不肖、以君子治小人的阶级统治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是圣古之道。而在统治阶级中，皇帝更具有超乎一切的绝对权威：
执常以事君者，臣道也；执权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作福、作威、玉食）者，君道也，……以其俾于补天也。……三德者，君之所独任，而臣民不待僭焉者也。（17）
在王安石看来，君主一旦失去生杀予夺、开阖敛散的“独任”之权，臣民们就必然会以一己私义自恣，富国强兵的理想势必化为泡影：“盖上失其柄，则人以私义自高，而爵不足以贵之；以专利自厚，而禄不足以富之；取予自恣也，则不待王幸之而后予；生杀自恣也，则不待王福之而后生；有行，或以忤贵势而废诛；有罪有过，或以朋比奸邪而置。则当何以驭其臣哉！”（18）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贯彻他的改革变法措施，王安石强调统一思想的必要性，说：
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19）
正因为如此，他在学术、思想领城就未免带有思想专制的色彩。如果说他“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屈”（20），还多少有点学术争论的性质（当然，王氏学问博大精深，有些问题虽“傅经义，出己意”，一般儒生文士也难以驳难）那末，他将不肯附会己意者排挤出朝廷，使用政治手段来处置学术对手，这就太过分了。王安石还把他的学术观点强制推展到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之中，“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准”（21），而若有士子在考试中仍使用唐儒旧注疏，则尽皆罢黜不录，这就更是一种思想专制、文化独断主义了。
通过以上对荆公新学特点的简略分析，我们当可看出其在儒学义理化转化过程中、乃至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一）荆公新学是宋代官方第一个被认可并推行的儒家义理之学，亦可说是有宋一代的第一个官学。荆公新学继承了“庆历新学”的传统，但又比范仲淹、欧阳修的学求更成理论系统，故其堪称弟一个被官方认可并具有理论体系的义理之学。如从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推行教育改革算起，到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朝廷恢复诗赋考试、严禁引用《字说》为止，荆公新学的思想统治几近六十年，而在此后的南宋时期，王学仍有很大势力。因此，荆公新学使义理之学深入人心（姑且不论是何种义理之学），从而奠定了义理之学在儒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反对义理之学的赵秉文在《淦水文集•性道教说》中曰：“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而不知笃厚力行之实，其弊至于以世教为‘俗学’。”虽为贬辞，却大体反映了历史事实。
（二）荆公新学发扬光大了儒学经世传统。自孔子起，儒家就有十分显明的经世倾向。为了以其学而经世，孔子曾提出继承前一代礼法传统，而又有所“损益”的主张。王安石在其“托古改制”的道路上大大跨越了一步，是孔子以来的儒者难以比拟的。他的做法深刻影响了后世儒者。每当民族和社会遭遇危机之时，总肖一些敢于为天下先的儒者挺身而出，进行“托古改制”，这似可视为对荆公新学精神的发扬；从近世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不正可看班安石的影子吗？
（三）荆公新学以其博采留家之长的宏阔气魄展露了儒学固有的包容精神。儒学义<来就不是闭锁的思想体系。自先秦起，儒家学者就自觉成不自觉地吸纳老、庄、墨、申、韩、阴阳五行家之学，以使儒学不断丰富和发展。魏晋以来，又侧重吸取释、老二氏之学，以提高儒学的哲学思辨能力。宋代儒者面临建立性理之学的重任，如何重新认识诸子百家之学，尤其是怎样借鉴佛教和道教的心性之学？这是其时儒者直面并必须应对的突出问题。荆公新学在这方面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有力推动了儒学在吸取各家之学、尤其是释老二氏过程中发展自身的新的潮流。在荆公新学之后，蜀学、理学也加入了这个潮流。然而，荆公新学在如何吸取佛、道二教问题上还不够成熟，它的理论体系还比较粗糙，对佛、道理论的吸纳显得过于生硬、太着痕迹，并没有能够将佛、道二教的心性之学有机地融化到儒家精神的血液之中。尽管如此，荆公新学毕竟使稍后的理学诸儒得到了一个极宝贵的教训，使得理学能够更好地处理这问题，而儒学亦因之圆熟地丰富发展了起来。
《经世济民新时代》（一）富民兴国、兼利天下的姜太公
王安石变法本义是为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体现了儒家仁政思想，但是却给了其他官员寻租和折腾百姓（扩张公权力谋取私利的机会），结果，均输法成为各地价格动荡的罪魁，青苗法则导致强迫借款，并且借款利息高过市场，除了中饱私囊者之外，朝廷与农民双输。政策大面积扭曲的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虽然朝廷财政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钱粮充盈。但与此同时，民众叫苦不迭。与明朝时张居正道家式的改革（简政放权清静无为）不可同日而语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方今之急”，他“理财”措施的主要目的是（ ）
据史书记载，姜太公，即姜子牙（公元前1156-1017），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寿至139岁。姜太公是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在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建树，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被称为“周师齐祖”“百家宗师”，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姜太公自幼喜好学道修礼，画阵比战。年长后进一步精研传统推数之术，善于洞察时事，分析形势，应时权变，是西周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改革先驱人物。他以文韬武略，不畏天命、顺势进取，佐周灭纣。以首功封齐，创建了东方大国——齐国的千载业基。他先后辅佐了六位周王，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
晋·苻朗《苻子·方外》载：“太公涓钓于隐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尝得一鱼。鲁连闻之，往而观其钓焉。太公涓跪石隐崖，不饵而钓，仰咏俛吟，及暮而释竿。”
姜尚的钓法奇特，短干长线，线系竹钩，不用诱饵之食，钓杆也不垂到水里，离水面有三尺高，并且一边钓鱼一边自言自语，“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一个叫武吉的樵夫，看到姜子牙不挂鱼饵的直鱼钩，嘲讽道：“像你这样钓鱼，别说三年，就是一百年，也钓不到一条鱼。”姜尚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曲中取鱼不是大丈夫所为，我宁愿在直中取，而不向曲中求。我的鱼钩不是为了钓鱼，而是要钓王与侯。”
后来，果然周文王姬昌到来。姬昌兴周伐纣迫切需要人才，得知年已古稀的姜尚很有才干，他斋食三日，沐浴整衣，抬着聘礼，亲自前往磻溪应聘，并封姜尚为相。姜尚辅佐文王，兴邦立国，帮助姬昌之子周武王姬发，灭掉了商朝。自己也被武王封于齐地，实现了建功立业的愿望。
成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源于此。
首功封齐建国
周王朝定鼎，武王封赏功臣谋士，师尚父姜太公因在兴周灭纣中的首功被封于齐。领封之后，太公带领文武百官，携家人侍从，车乘辎重，浩浩荡荡，东行就国。
《史记·货殖列传》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而人民寡。”《盐铁论》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营丘经济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好，对经济的发展不利。太公以其超人的谋略智慧，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务实求功的基本指导思想。制定了三大基本国策：“举贤尚功”, “因俗简礼”、“通商工之业，使渔盐之利。”
举贤尚功
选拔有才德之人，给爵位授实权，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均用其所长，并督创实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太公“举贤尚功”，举贤任能，不计亲疏，唯才是举，为后来“齐日大至于霸”的业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因俗简礼
因东夷土著之俗，简化西周的繁礼，以适应当地的民情。齐地是中国早期开发区，伏羲、炎帝、蚩尤、共工均曾居于此。此地是制造舟车、冶铸兵器的肇始之地，有尚武重仁的传统，蕴藏着全面发展的很大潜力。太公发挥这一优势，调动广大士民的积极性。采取了“敬其众，合其亲，因其明，顺其常”(《文韬·文韬》)的策略，要求官使们对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同上)，激发士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周礼，即保持了它的权威性，又简化了一些繁琐程序，从齐地民俗的特点出发，两相结合，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礼的新制，从而调动了齐民兴齐建国最大的积极性，开改革开放之先河。
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
太公封齐之初，营丘一带原虽是一片荒凉的草莱之地，但有其独特优势，营丘西境有盛产高含量的优质铁矿石的商山，因出铁矿著名又叫铁山，迤东有煤山，储铜矿丰富；北境靠清河临济水，两水入海处构成了天然的鱼盐产区，地潟卤宜种桑麻，纺织品早已知名，构成了齐民发达的丝麻纺织业。
太公因地制宜，制定了有利于发挥这些优势的经济政策，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实行农、工、商并举。他在注重发展麦、黍、稻生产的同时，又大力发展桑麻种植，舟车兵器制造，劝女工极技巧。
《论衡》说：“齐女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当时已有规模可观的纺织、刺绣手工业。据《子牙子》、《六韬》载当时已有铁矛、飞钩、锤、戟、斧、刀、耒耜等铁器的制造。与开发矿业，冶铁相匹配的，是煮盐捕捞、向河海求利。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市场广阔，很快成齐国的支柱产业。河海之利进一步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农、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太公把“通末业”（商业）作为富强民国的根本保障之一。太公一方面重视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发展桑蚕丝织，发展鱼盐捕捞，积累了大批的商品资源。另一方面，重商业贸易，使齐国货物遍利天下，“冠带衣覆天下”，发展与各国的通商贸易，以实现财蓄货殖，富民强国的目标。“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在较短时间里变成“世为强国”的大齐。
“六守三宝”的富民思想
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这些得力举措，使齐国发展成为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主要是“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九府”是“掌财币之官”。《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在于“通货币，易有无”。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理财富民思想，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为齐国的强大，为后来齐桓公和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平叛安周征四方
太公封齐治齐，正大展鸿图之时，武王驾崩，太公赴京奔丧。至周宫面见留朝辅政的周公，二人对王权有所安排后，又与诸重臣商议立王与治丧事宜。大家议定，立世子诵为王，即成王。在其年幼不能摄政期间，暂由周公摄政，待成王年长后还政于王。成王即位，诏告天下，改元更始。夏六月，安葬武王遗体于毕地(今陕西省咸阳市北)，大事既定，太公返齐。
《荀子》载：“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太公返齐不久，管叔、蔡叔、霍叔散布：“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摄政实为夺权，将来还政于成王，使朝野人心浮动。周公于是对太公、召公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行王政，是恐怕天下叛周，没有脸告慰先王在天之灵……所以才辅佐成王。”《齐太公世家》中也记载“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之时，成王曾命太公“五侯九阳，实得征之。”太公深知，管、蔡、霍三人为武王胞弟，因是王室中最可靠的人，才让他们监视纣王子武庚，故称“三监”，他们若对周公疑心并妄动为乱，诸侯有人乘势而起，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公接周公书信，知道事情严重，一方面支持周公、一方面部署力量，以备不测。
成王元年，“三监”果然与纣王子武庚内外勾结叛周，由于武庚的乘势而入，西周王室内部之争，变成了殷商遗民复仇、旧朝复辟的叛乱。特别是乱发京畿，外邦诸侯有人响应，形势就更加严峻。武庚起于殷(今河南汲县境)、管叔发于庸(今河南郑州市北)，蔡叔发于卫、霍叔起于邶，对周室王城形成三面进攻之势。而南境淮上九伯皆叛，东夷实力强大的“五侯”蒲姑和奄、熊、盈、徐也先后相应起事。而周王朝大战方休，兵疲财乏，而平叛的战机刻不容缓。
太公以其雄韬伟略，与周公兵分内外，两线出击。周公率京畿之兵，伐诛武庚“三监”；太公奉成王诏书讨伐五侯九伯。两线齐击，让叛军不得内外呼应。二年败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太公继以齐军降淮上九伯，并迁其君；灭蒲姑平息东夷五侯之乱。武庚残部窜入东海上，靠将领正廉骁勇顽的抗，太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孟子·滕文公下》)，擒杀了武庚。内外伐胜利之后，太公顺势一鼓作气，又平定了不顺者五十余国。使周转危为安。太公立下了二次安周大功，应成王诏，使齐成为专征伐大权的东方主盟国家。
军事取得胜利之后，周成王把蒲姑领地又封给太公，使齐国版图超过了五百里。而齐专征伐大权所及“东至海，西至河，南王穆陵，北至于无棣”，超过了其版图。这些为日后太公发展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提供了有利条件。太公二次安周，再次体现他高超的政治军事天才。他在封齐之后，仍能够做到周、齐两地兼顾，既是周天子的良辅，又是齐国人的圣君，为后世千载永垂。由姜太公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前后八百年，中国最繁荣的市场，就是齐国的首都临淄（现在山东淄博）。
孔子评价道，“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
司马迁：“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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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编辑本段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编辑本段王安石词集
王安石诗词选
词：浣溪沙 南乡子 渔家傲 菩萨蛮 桂枝香 千秋岁引 菩萨蛮 伤仲永·集句
诗：明妃曲二首 书湖阴先生壁 元日 棋 登飞来峰 泊船瓜洲 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 春夜 北山 葛溪驿 示长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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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
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
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
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
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春夜
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葛溪驿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示长安君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革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钟山晚步》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孤桐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谢公墩》
万事付鬼，耻辱何足论。
《岁晚》
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山行》
出写清浅景，归穿苍翠阴。平头均楚制，长耳嗣吴吟，暮岭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谁同此真意，倦鸟亦幽寻。
《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题贾魏公耽遗像
宋 王安石
功臣烜赫在三朝，经术从容辅汉条。
儒服早纡丞相绂，戎冠再插侍中貂。
开仓六塔流民复，出甲甘陵叛党消。
甲第至今空画像，当年于此识风标。
——引自《南皮县志》第775页。
诗歌点评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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