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即位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财政上的巨大亏缺。他向司马光、王安石等征询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司马光主张从节约入手。他认为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例如减少对于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等。王安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两人在神宗面前曾经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河朔旱灾，国用不足，神宗下诏让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进见，商量应对办法。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宜从亲贵近臣开始。”王安石反对说：“唐代常衮请免去政事堂宰相日常办事时饮食供应，时人认为常衮如果自觉不称职，应该辞去宰相的职位，不宜辞免禄食。况且府库空虚、国用不足，不是当世急务，所以造成不足的，是没有得到一位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也不过赋税苛重而已。”王安石说：“并不如此，善于理财者，不加赋税而可以使国用充裕。”
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个道理？天地生产的财货百物，不在于民间，就在于官府，如夺民所有，充实官府，造成的祸患比增加赋役还要大。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刘彻的话，太史公司马迁将它写在《史记》上，是要证明桑弘羊不明事理。”二人真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对于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对于保甲法，司马光认为实行下去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
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门十哲，各有千秋
意思是在商海中奋力拼搏，赚了钱后买房买地，才能把赚来的钱牢牢锁住。
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原文：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译文：商人坐着与跪着和官员说话并去挣钱，靠经商挣钱，然后用挣的钱去买土地（房产 等）让钱保值。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扩展资料：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
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
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史记
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财政预算思想的是谁
仲尼就是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号称“孔门十哲”的弟子，孔门十哲指的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即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十个人的合称。
德行高深，自律克己
子渊
首先说子渊，子渊就是颜回，作为孔子最欣赏的弟子，颜回一生都没有为官，而且颜回英年早逝，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孔子对这位弟子却非常推崇。颜回在听孔子讲述儒家学说的时候，总是显得很笨拙，但是在学习之后他的执行确实最彻底的，他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做到了克己自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颜回从来不议论他人的是非，如果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也不会迁怒于他人，尽管生活贫困，但是颜回依然没有放弃对于自己品德方面的要求，从来不会因为物质条件的匮乏而影响自己求学的决心。孔子说有颜回在的话，所有的学生都更加勤奋好学了。
子骞
子骞以德行闻名于世，他孝顺父母，善待兄弟。以德报怨是他对待自己后母的做法，因为亲生母亲去世的很早，父亲就娶了后母，但是后母对子骞非常不好，非打即骂极尽虐待，他一直隐忍不肯在父亲面前去说后母的是非。不过时间久了，父亲发现了后母的行为，大怒之下准备休了后母。
子骞不同意父亲的做法，他说后母对我不好只不过是我一个人受苦，但是如果父亲大人您休了后母的话，我连同后母的两个孩子和您都会受苦，因为我们三个人孩子失去了母亲，而您失去了妻子，他的孝行感动了父亲也打动了后母的心。子骞一生都没有做官进入仕途，他认为比求取功名更重要的是保证自己的德行。
伯牛
这位也是以德行著称于世，但是很不幸他患上了麻风病，为了防止传染别人，他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老师孔子来看他，他也不开门，只是通过窗户交流。孔子握着伯牛的手难过的说，这种事情只能说是天命，像你这样品德高尚的人竟然会染上这种疾病。伯牛擅长接人待物，举手投足间都透出君子之风，不过由于麻风病英年早逝。
仲弓
仲弓的出身不太好，他的父亲行为不端，因此很多人对他总是用有色眼镜看人，经常诽谤和诋毁仲弓。但是仲弓从来不介意这些事情，他还是按照自己的处世之道来宽厚带人对诽谤诋毁自己的人也不去打击报复。
孔子就曾经为了维护仲弓，在人面前说父亲不好儿子不一定不好，仲弓的父亲不肖，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仲弓是可以为人君的大才大德之人。
以礼治世，以德服人
子有
子有是个谦虚谨慎的人，且多才多艺，尤其擅长理财和打仗。曾经用步兵长矛的战术击败了强大的齐国军队，并趁着这次胜利的机会说服季康子把长年流浪在外的孔子召回了鲁国。但是后来子有帮助季康子敛财，让百姓的利益收到了侵害，孔子十分严厉的批评了子有，但是子有并没有因此和师傅产生什么矛盾，而是依然尊敬师傅。
子贡
孔子身边最能说的人，说他能口吐莲花一点都不为过。本来齐国的田常想攻伐鲁国，这让孔子非常担心，因为鲁国是个小国，是礼仪之邦，根本没有办法抵抗齐国的侵略。这个时候很多弟子表示可以去说服田常。孔子都说不可，子贡说自己去吧，孔子才放下心来。
子贡果然不负众望，凭借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硬是让田常放弃了攻击鲁国的年头，同时还挑起了吴国对齐国的战争，也间接导致了越国的崛起和吴国的衰落，这份能力就是三国时舌战群儒的诸葛孔明也是不能比拟的。
子路
子路生性豪爽，勇力过人，且善恶分明，对师傅孔子十分尊重，处处维护但是他的性格过于直爽眼中容不得奸佞之徒，孔子一直对这个学生很担心，曾经预言子路必不得善终，想以此来让子路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老师的好心并没有换来好的结果。
嫉恶如仇的子路在卫国的内斗中，为了礼仪之道被人卑鄙的杀死了，他用生命践行了老师的教诲，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信念杀身成仁、记忆不灭。
子我
子我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经常被派遣出使各国，遇事不喜欢循规蹈矩，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和他的老师有分歧，因此经常被孔子斥责。由于有一天他在白天的时候睡觉，被孔子发现，诞生了一句流传至今的俗语“朽木不可雕也！”我看子我不仅不是朽木，还是孔子身边难得的特立独行有真知灼见的贤者，为官之后也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深得百姓爱戴。
文学巨匠，礼乐传世
子游
子游擅长文学音律，他在鲁国做官的时候，就利用礼仪教化的方法让人心向善，知善恶识美丑，从而让人更加好管理。当人的境界变高的时候，沟通起来就更容易，好的习惯就容易养成。子游正是用了礼仪之术，作为自己的为官之道，有礼而后有治就是这个道理。
子夏
子夏也是大文豪，他经常和孔子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深的孔子的认同。他善于通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从学画画要打好基础，然后才能上色，想到了人要先自己具备美德，然后再用礼仪加以完善。这不是一般人有的智慧，是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能力。魏文侯就曾经拜子夏为老师，学习治国之道后称霸天下。
通过孔门十哲，改变了我以前对于儒家的片面看法，曾经十分推崇法家因而对儒家思想嗤之以鼻。但是从孔门十哲身上我看了自我完善的途径，克己自律的威力，口吐莲花的辨术，妙笔生花的文采，触类旁通的智慧。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中国先秦至鸦片战争前历代思想家及典籍中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理论和原则。“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宋以后成为经常使用的经济范畴，清末曾以理财学作为经济学中译名之一。
先秦 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理财观点和原则，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例如,在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关系上,提出了“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礼记·王制》)的财政总原则。从国家租税收入方面来看，先秦各家除商鞅坚持重税政策外,其余都赞成轻税政策,即所谓“薄赋敛”或“薄税敛”。什一税成为各学派普遍鼓吹的理想税率，但也有主张二十而取一或更轻的税率。各学派除墨家赞成征收关市、山林、泽梁之税外，一般都不赞成对之征课。其中孟轲提倡对城市坐商、非生产性宅地、无职业者以及关卡和山林川泽均不征课，而在农业方面实行“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滕文公上》），即主张农业单一税。在财政支出方面，“强本节用”基本上是先秦各家所共同遵奉的经济原则，并鼓励粮食储备。
先秦各学派在理财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见解：①主张“藏富于民”，即在使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充实封建国家财政。这是各派普遍接受的思想，尤以儒家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这一观点为最有代表性，它体现了国家的租税收入总是来自人民以及培养税源的财政思想。与此相关，先秦儒家特别反对财政上的“聚敛”，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礼记·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认识到从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去考察对理财的影响，此即“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这句名言连同荀况所言“节其流”、“开其源”（《荀子·富国》）的理财原则，均为后代谈理财问题者必须遵循的原则。②主张“国富民贫”，这是法家提出的观点，即不惜使人民贫穷以充裕封建国家财政。这是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理财观点，它反映了法家代表人物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地主政权而在财政经济上的要求。
此外,先秦各项理财措施中,《禹贡》、《周礼》所体现的生产什么则贡纳什么的贡土所宜原则，按土地肥瘠、面积大小、位置远近或劳役轻重等为条件来规定税收率高低的租税负担平均原则；财政开支方面“以九式均节财用”（《周礼·大宰》），的专税专用思想；管仲根据土地好坏征收差额赋税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概念；范蠡和李悝建议由封建政府实行丰年征购粮食储存以待荒年发放的“平粜”或“平籴”政策；孟轲主张按“乐岁”和“凶年”的不同实际收获量进行征课而不赞成平均税率等等，均对后代理财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较为突出的是，《管子》不仅主张“取于民有度”，反对“疆求”的征籍；而且提倡在国家财政上尽可能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征税收入，诸如制定价格政策，官府经营谷物买卖，实行盐铁专卖等，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这一经济政策在此后二千年封建国家一直发生相当作用，至于《管子》认为赋税征课须作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则表达了封建统治者在财政剥削上的欺诈巧取思想。
汉代 汉初的理财思想,主要是从巩固统一的封建地主政权出发，坚持中央财政权力的统一与集中。特别是著名理财家桑弘羊根据先秦的有关理论和原则，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重要财经政策和措施，并首创均输和平准（见均输、平准论），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耿寿昌依据先秦平籴思想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也成为封建时期的一项重要理财措施。其他如贾谊的“积贮”主张，晁错的“贵粟”论和移民实边的周密规划，桑弘羊的屯田戍边建议等，均系本期内较突出的理财思想，多为后代封建社会理财家所称颂或引为典范。
西晋 傅玄面对着封建赋税繁重的客观事实，提出“至平”、积俭而“趣公”和“有常”的一套租税原则（《傅子·平赋役》），这是财政理论上的一个进步。西晋占田制则体现了按劳动能力实现租税负担平均的首创思想，它在北魏均田制中得到继续和发展。至于北朝苏绰(498～546)强调租税及差徭的“平均”，系指“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巧而困愚拙”（《周书·苏绰传》）而言，这也是对传统的负担平均原则，作了新的解释。
唐代 由于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唐代实行了一些重要的财政变革，如由封建劳役负担转变为实物或货币缴纳，由强制的征发转变为和买或和雇等。杰出的理财家刘晏还在转运改革上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在盐法改革上以私商自由经营方式取代官府专卖，由此标志着理财思想上的重要转折。特别是刘晏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明确的认识，注意培养税源，相信“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后来陆贽也强调征收赋税要在“家给”的基础上“敛其余财”。他提出“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的理财原则，因为“少损者所以招大益”，“暂薄者所以成永厚”(《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这符合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对于租税原则，刘晏主张“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新唐书·食货志四》)，并在实施中力求做到“知所以取，人不怨”（《刘晏传赞》）。韩愈(768～824)则将工作器具和商通货财看成与农出粟米麻丝一样，同为租税的来源。这是对农业单一税思想的否定。另外，本时期内财务行政概念的周密化，如由封建国家统一掌管所有财政支出，颁发“长行旨条”以为各项财政收支的原则性规定(《唐六典三》)，国家财政稽核职能的独立等，也是唐代中央集权的发展在财务行政上的反映，并对后代封建财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作用。尤其是，杨炎除坚持封建国家公赋应独立于封建君主的个人私藏外,第一次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的新财政原则。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创见。他建议的两税法中所体现的简化财政手续、以货币定税额、以财产多寡确定纳税人负担能力等原则，亦属于理财思想上的发展。此外，李珏考虑到税率对价格从而对人民生活和课税品销售的经济影响，认为重税未必能增加收入，轻税未必就减少收入。李翱(772～841)则从税率高低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另一角度出发，得出“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平赋序》）的相似结论，都是本时期值得注意的理财思想。
宋以后 从宋代起，有关理财问题的议论逐渐增多，但一般仍因袭先秦以来的传统论调而鲜有理论原则上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中越来越多的人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传统的讳言理财思想表示怀疑或进行批判。宋初李觏主张“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富国策第一》），已开其端绪。王安石则明确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南宋叶适的批判态度更加鲜明,甚至宣称:“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并进一步指出“理财与聚敛异”（《水心别集·财计上》），一味搜刮并不等于理财。他还否定什一税为“中正之制”，指出后来的课税是“因其自有而遂取之”，不应该“合天下以奉一君”（《习学记言序目·周礼》），这是富于启蒙意义的。对于传统的“量入为出”原则，他也认为须首先考虑“所入”是否合理。收入如果横征敛而来，则“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上宁宗皇帝札子》）。此后，进步思想家谈论理财已蔚然成风，即使一些保守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理财的重要性，只是仍较偏重于对仁义等封建道德的宣扬。
在如何理财问题上,宋以后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宋代王安石主张理财要同整个社会生产相结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临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郑伯谦提出理财只须考虑国家财政支出，“非理其入”，“非理天下之财”（《太平经国之书·理财》）等等。明代丘将儒家传统的理财思想作了综合阐释，强调“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故富国“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对于生财与理财二者的关系，则指出“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上》）。
宋以后理财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专卖和经济干涉政策倾向日益削弱。如盐、茶、酒等以往多由官府专卖或控制的事业，逐渐变为招商承办或让私商自由经营，而封建国家只收取捐税或凭证费，愈到封建后期，这种倾向愈加明显。此外，两宋以来在封建国家的财政措施中广泛采用雇佣形式，这也体现了理财思想方面较唐代后期更加显著而突出的发展和变革。
就具体理财措施而言，宋以后在漕政、盐政和水利等问题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建议，元明以来还产生许多这方面的专家。由于封建财政愈益集中，国家的“会计”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南宋郑伯谦建议将主管会计稽核之职与主管财务行政之职分别由不同的官司掌管，并使前者权位高于后者，以便能充分执行其“纠察钩考”的会计监督职能(《太平经国之书·会计上》)。又自北宋政府实行“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宋史·食货志·会计》）,以作为财政开支的准则之后,明代丘进一步提出编造年度财政收支的周密步骤，颇类于近代国家预算的编制程序。
以上就是关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理财上有哪些争论？全部的内容，如果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