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张謇、盛宣怀的企业经营理念简析
本文试着归纳荣氏家族、张謇、盛宣怀的企业经营理念，然后比较他们的异同。
一、经商经历及理念
荣氏家族：
荣氏家族，是以荣德生、荣毅仁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族。他们靠实业兴国、护国、荣国，在中国乃至世界写下了 一段辉煌的历史。荣氏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展现了以下精神特质：
一是务实创业，实业救国。“务实”是无锡荣氏家族企业发展的一贯作风，体现在讲实在、办实业、求实惠、重实效上 。20世纪初，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荣氏兄弟选择了与民生相关的产业，民以食为天，他们在无锡西门桥梁溪河畔的太保墩创建了第一家面粉厂——宝兴面粉厂，并在20年时间里扩大到了12家分厂，占全国面粉厂(包括在 华外资面粉厂)生产能力的23.4%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
二是奋进创新，生生不息。荣氏兄弟的创业实属白手起家，但他们勇于进取，百折不挠。荣氏企业经营过程中，因资金运转呆滞而发生的大的危机至少有四次。荣氏兄弟顶住巨大压力，拼死抵抗，顽强地维持下来，保卫了自己的事业。
三是和合与世，仁者爱人。“和合”含有包容、开放、协作、融合之意，体现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企业与国家协调共存、互相依靠的生存状态。“和合”是荣氏家族企业发展的一贯追求，荣氏兄弟正是“和合”的笃信者与践行者。在个人与企业的关系方面，荣德生聘请专家撰写的《人道须知》指出:“个人于社会，有义务焉，有权利焉，二者相因而生，不容偏废，亦不容偏重。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荣德生先生把“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方面，荣氏企业集团的投资分为两个方面:实业投资和事业投资。通过实业投资发展民族工业，谋求国家富强，通过事业投资改善社会环境，谋求民众福利。
张謇：
张謇是状元出身，状元及第之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的炮火打碎了张謇的状元美梦。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张謇的爱国思想从“以战定和”向“立国自强”、从“忠君爱国”向“不民胡国”转变，义无反顾放弃高官厚禄回家乡南通(时称通州)， 走上了险象环生的实业救国之路。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南通陆续兴起纺织、面粉、垦牧、酒业、盐业、绣品、铁、油、电、交通、银行和印刷等近代工商业，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重要发源地之一。
“士负国家之责”的企业家精神，成就了张 謇在南通创下的恢宏业绩。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可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强国富民的职业情怀。张謇坚信“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辞官返乡后，张謇倾力于南通经济文化建设与地方自治，谋求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范型，他钟生抱持的宏图大愿不止于南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领先全国其他县，他终还要以南通为示范，将南通模式复制到全省、全国，并且立志与外国先进“村落”竞争。
二是信义为本的儒商操守。张謇认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 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之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与其得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他以“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规范为内核，将经商营工视同治家治国，讲究宽容大度、至诚待人、信用第一、义在利先等原则，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身为儒商，他非常有文化自信，他设立的学堂都将儒家经典列为教育的重点内容。张謇将“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最高境界他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在南通先后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400余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盛宣怀
盛宣怀，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生于1844 年，即《南京条约》签订后两年。中国开始沦为外国侵略者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年代，盛宣怀正是因为成长于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非常之世”，从而为他日后成就“非常之业”提供了特定的历史环境。 在三次乡试不中后，遂“绝意科举”而走上兴 办洋务的“经世致用”之路。
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个“第一”：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等。
盛宣怀“求富”和“保权”的企业经营理念：
盛宣怀进入李鸿章幕府时，正值李鸿章准备创办 民用企业之际，他的经营观是追求利润、“先顾商情”对于如何处理国家和商 民之间关系的问题上，盛宣怀认为“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盛宣怀的“先顾 商情”和“为商人设身处地”的理念突破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商为四民之末”的观点，体现出了西方重商主义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企业经营的要求。他具有注重收回和保护利权，“与洋商争利”的企业责任观，盛宣怀办企业并非只是为了追求利润，还有一个目的便是为了挽回权利，“与洋商争利”。
二 、 三 派 经营理念的对比
相同点
三派企业家都诞生在中国近现代一个动荡的社会年代，国难家仇相互交织，危机四伏，自强、自救是他们经办企业共同的原动力。
他们都在经办现代民族工商业的道路上取得了卓著的成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同点
三位企业家都在实业兴国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他们到达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盛宣怀是一位先行者，他是在洋务运动中后期开始兴办民用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意义在于探索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开创了现代企业管理成功的范例，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重农轻商的价值理念。
荣氏家族是一位践行者，他们践行着儒家价值理念指导下的经商救国所能达到的高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他们除了具有企业家锐意创新，百折不挠的精神，还十分注重坚持诚信、“和合”等具有明显传统儒家思想标签的处事理念。他们用自己的发展，践行了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结合的巨大成功。
张謇在南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许在经营规模上他比不上前两位，但是他在理想的追求方面是走的最远的。兴办实业只是他的一个手段，张謇真正的追求在于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现代化社会，他坚持父教育而母实业，在南通创办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这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的，他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中华文明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可行性，并努力将其发扬光大。张謇在理想追求上应该是最有高度的。
张謇：一个总能在坏局势里发现变革契机的商人
张謇是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代表人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逐步成熟，其核心内容是发展现代工业，这就超越了当时盛行的重商思潮以及传统的农本思想，从而扣住了近代产业的发展脉搏。
1.张謇的“实业救国”理想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于深重的危机，主权渐丧失、利源遭掠夺，民生日益窘迫。一些社会精英在考察分析西方工业文明成果、寻求救国路径时产生了“实业救国”思想。所谓“实业”是对现代产业意义上的各种“生利之业”的概括性说法。
张謇在青年时代就已萌发了振兴实业的想法。早在1886年他即提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1]480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也逐步成熟。他在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讲求商务、工艺，设立商务局、工政局，采取保护政策，建立公司、谋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等一系列救国建议。后又提出《论农会议》、《论商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策论，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实业救国”思想。张謇指出：“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2]497他的“实业”概念已包含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较完整的产业概念。张謇不同于一般“清流”的空谈议论，而是务求实施。1895年底，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创办大生纱厂，状元身份的张謇毅然“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3]836，“捐弃所恃，舍身喂虎”[3]767，投身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队伍，并从此开始把实业救国理想付诸实践。
2.以发展现代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思想
张謇认为：“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4]151他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当时流行的“商务立国”思想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5]37张謇看到西方国家商业繁荣背后的机器大工业的坚强基础，“工固农、商之枢纽”[3]733，自强御侮、富民强国的根本动力在于发展现代大工业，“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5]38因此，张謇的实业救国核心是发展现代大工业，可谓扣住了时代的脉搏，认清了发展趋势。
二、产业发展序列和集团化建设
张謇在正确分析西方列强工业化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棉铁主义”和棉纺业优先发展战略，并加以实施。以棉纺织业为先导的内生型发展模式和新旧产业强大的“联进效应”，为产业的集团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棉铁主义”和棉纺业优先发展战略
对于如何发展现代产业，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的战略主张。张謇生长的通海平原盛产优质棉花，却在近代横遭日本等列强掠夺。张謇研究了光绪、宣统两朝各年海关贸易册，发现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这使张謇痛心疾首：“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5]164因此为挽回利权，保护民生，中国必须先行“推广棉地、纺织厂”及“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6]164，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3]793。这就是张謇的“棉铁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
纺织工业是欧美国家工业化前期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先导工业”，而对于民间资本来讲，棉业与铁业相比具有投资小、周转快，利润高的优势，与民生最为关切的产业“无过于纺织，纺织中最适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3]790。因此棉铁两业中，张謇进一步提出了优先发展棉纺织业的主张，他说实业发展的目标“在棉铁，而棉尤宜先”[5]155，“环顾中国实业之当兴者，孰有大于植棉与纺织者乎！”[3]802张謇在南通大力实践其“棉铁主义”、“棉尤宜先”战略，从棉纺织入手兴办实业，既利用了南通的资源优势，维护了民众生计，并可抵制外来的经济侵略。张謇以棉纺织业为先导，开创了南通工业化的成功之路。
2.内生型发展模式和新旧产业“联进效应”
前文所述，通海平原是优质棉花的产地，农户主要的副业是手工棉纺织业。在上海、营口被辟为通商口岸后，通海土布得以从上海转运东北，产量增长。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出纱，南通土布逐渐改用机纱织造，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关庄布”为主的土布生产与日俱增，南通“土布之乡”盛名由此产生。
南通大生纱厂建成之初，张謇及其助手们实施“土产土销”的经营方针，机器纺纱业与本地传统的植棉业和土布业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大生纱厂由此营业顺利、利润丰厚。传统土布业非但没有在机器工业冲击下破产，反而与之产生了强大的“联进效应”，两者的共同繁荣使南通的地方经济迅速崛起。这是一种典型的“内生型”发展方式。张謇的经营方针充分利用当地传统市场和经济的优势，找准了工业化的突破口，把握住产业体系的生长点和立足点，这对南通工业化的顺利启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3.现代企业形式的运用和经验主导型管理
中国的工业化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发展新式工业所需的资金一直是困扰近代企业家们的首要难题，而股份制是一种最有利于汇集社会资金的企业制度。早在1886年张謇就已了解到股份制的益处，就有过与乡邻“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兴蚕桑的想法。[3]759他对股份制曾作过中国式的解释：“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3]212表现出对股份公司推动产业发展的良好预期。从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张謇以其状元的号召力来吸引社会资金集股办厂，开始了股份制的实践。此后，张謇兴办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这种新型的企业形式，甚至把这种制度移植到农垦、盐业、渔业等传统产业中。
但是，以张謇为首的大生企业的管理阶层，包括张詧、高清、吴寄尘、张作三等基本属于商人和旧知识分子阶层，并不具备系统的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他们长于实际经验，缺乏抽象理性；对本地市场敏感，却缺乏宏观长远的科学规划。市场基础有利、经营一帆风顺使他们长期忽视资本积累、成本核算、技术更新、市场拓销等一系列企业内部管理基本规范建设。而年轻一辈具有现代管理意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如张孝若、张敬礼、张文潜、沈燕谋等，当时或没有获得企业经营实权，或尚未到达上层管理岗位。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落实尚需时日。
4.产业链的形成和集团化发展
大生纱厂建成获利后，张謇迅速谋求产业的横向拓展。1904年大生纱厂生产能力扩大了100%，同时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筹建大生二厂，1907年建成开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张謇在南通及周边地区进一步规划建设七个棉纺织厂，于1921年建成大生三厂，1924年建成大生八厂。至此，大生系统四个纱厂共有纱锭160360枚、布机1342台[7]143，分别占全国华商纱厂总数的7.39%和9.8%[8]1、3，大生系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华商纺织企业系统。
为了实现棉产等资源的综合利用、节约企业运营生产成本，加快资金周转，张謇积极谋求纺织业向上、下游产业的延伸。1901年为建立大生纱厂原料基地，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3]385，开启了苏北沿海垦殖业。同时，为了综合利用纱厂的棉籽、下脚、飞花及多余动力等，张謇又设立榨油厂、肥皂厂、造纸厂、印刷厂，逐步构建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并进一步发展冶铁、制造、电力、食品、轮船运输业及通讯、金融、商贸、仓储等企业，在南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南通共建成37家企业，在淮南沿海拥有相关的盐垦公司20家，形成一、二、三产业门类齐全、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大生资本集团。[7]204－208
三、产业发展战略与区域中心形成
张謇在推进南通的工业化进程中，紧密依托上海，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同时通过垦殖和沿海开发又将自身的发展成果影响和输送往周边地区。长三角北翼一个新兴的次中心城市领先于江南诸城而迅速崛起。
1.淮南垦殖启动沿海开发战略
大生纱厂开工后，张謇“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于是着手在沿海一带开辟原棉生产基地。1901年张謇建立通海垦牧公司，此为中国最早的农垦公司之一。经过10多年的努力，通海垦牧公司开垦10余万亩海滩荒地，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年产皮棉以达1.2万担。民国建立后，在张謇等的倡导下，在原淮南沿海广袤的退化盐场、海涂滩地上掀起了垦殖大潮，十数年间涌现了40多个农垦公司，吸引了数十万移民北上开垦。通过大规模的废灶兴垦、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引进驯化良种，广植棉花，使淮南垦区形成了我国早期最大的产棉区。至1934年，淮南垦区已拥有棉田500多万亩，年产棉花100余万担，两项数据均分别占江苏全省的1/2，全国的1/8。[9]
张謇倡导的淮南垦殖，是和改良盐业结合的。1906年他设立了同仁泰盐业公司，把原吕四盐场盐民集中“设厂聚煎”，实施工场式的集中生产管理。吕四一带盐民多兼营渔业，张謇筹划组织吕四渔业公司改良渔业，并把这看成是保护海权的关键举措。1905年，成立江浙渔业公司，向德国购进一艘蒸汽机拖网渔船，成为中国机船渔业的发端。中国传统盐业、渔业在此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2.以产业延伸带动区域发展战略
市镇建设是南通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随着张謇淮南垦殖事业的推进、大生纺织公司各分厂的兴办、商品市场的扩大，以及以南通县城为枢纽的公路、运河交通网络的不断延伸，传统市镇商业空前繁荣，如著名的花纱布市镇有平潮、兴仁、金沙、二甲、白蒲、马塘、久隆、茅家港等，其他鱼盐粮商市镇有掘港、三余、吕四、拼茶、余东、双甸、石港、西亭、四安、汇龙、李堡、石庄等，唐家闸、海复、天生港、大丰等一批新型工商市镇兴起。市镇商业的繁荣使南通地区的产业格局趋于成熟。
市镇经济的发展改变着南通地区原有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单一的经济结构。这些小市镇与南通城组成了一城多镇、城乡结合的多层次城镇格局。据统计，上世纪30年代淮南盐垦各公司总管理处所属的17个公司，共建有25个市镇，474间仓库，1761.2公里公路，架设了631公里电话线，建立95所合作社，56所中小学，10所诊疗所。[9]南通发挥了中心城市的作用，通过网格状的水陆交通支脉，将近代化的成果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阔的苏北平原，从整体上推进了区域现代化的发展。
3.依托上海的次中心发展战略
南通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江与黄海带来利益每每被人们高估。事实上，长江作为南北天堑对南通的交通阻隔远过于其带来的水运便利。近代以后，随着汽船开航，江河海洋的价值日益凸现，南通但因距上海太近以及本地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其口岸价值并不高。但张謇敏锐地注意到开埠后上海已成为全国乃至东亚新的中心城市，紧邻上海的南通有主动接受辐射的便利，于是张謇将南通事业紧密依托于上海。
1897年冬，尚在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就在上海广丰银行内附设账房，1907年改称大生上海事务所，两年后又成立了大生公司，他们的业务从采办物料、融资结算，发展到金融、贸易乃至进出口业务上。1904年张謇集资设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和十六铺码头。1920年又在九江路自建四层南通大厦，成为南通驻上海各项业务的中心。上海是南通的产品最主要输出和转运中心，上海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源源不断的流向南通城。南通紧密依托上海，发展本地经济。仅20多年，一座新兴的工商业次中心城市、一座上海的卫星城在长三角北翼崛起。在当年日本人驹井德三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南通被称为“江北一带之首都。”
四、保护地方利益 谋求对外开放
在南通工业化兴起之初，张謇着力于地方利益的保护，为本地产业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同时，他以“观察世界之眼光”积极谋求对外合作。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南通的开放难有大的突破。
1.以资源垄断为目的地方专营
在南通经济发展之初，张謇凭借权势排斥外来势力的进入。大生纱厂建厂初就从清政府获得了10年的“专利”即地方专营权，在成功地阻止了朱幼鸿在启海一带的建厂企图后，于1907年再次申请了20年“专利”；以后兴办的各企业均能享有此特殊待遇。张謇实行的是“土产土销”产业政策，排斥外来势力就是要对本地市场实现垄断。他以上海九家纱厂恶性竞争的事例来论证实施地方垄断的必要：“时乎买花则九家争买，而价必抬高；时乎卖纱则九家争卖，而价必贱落。……工人朝夕彼此，工价动辄居奇。”[10]66在工业化最初30多年时间里，南通有效地排斥外来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介入，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为企业谋得了厚利。然而，正是这种地方垄断经营，使企业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失去了外来竞争的压力，导致长期轻视企业科学管理和技术更新，不能积极地培育开拓外部市场。南通工业化因而基础薄弱、张力不足。
2.维护主权前提下的对外开放
张謇在谈到大生纱厂办厂的动因时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3]17他忧愤于地方资源和百姓生计被掠夺侵害，爱国精神和利源保护相结合的主权意识在张謇身上表现得异常强烈，他创办的许多企业都规定股票不得出售或抵押给外国人。1911年底，民国临时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孙中山、黄兴秘密批准了汉冶萍煤铁公司中日合资，以取得日本贷款。这方案在张謇看来是丧失主权、饮鸩止渴的办法，他函劝孙、黄收回成命，后竟以此为由辞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不就。
但张謇产业思想并不封闭保守，他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潮流中，以包容开放的姿态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的成果。他说：“世界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5]291，“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由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5]169他的企业设备、实验仪器均来自西方，外聘了一批专业人才来南通工作，全面仿效西方城市建设的理念。他于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了70天，虚心学习日本各方面经验。1905年他向清廷申请通州“自开商埠”，并于次年建立了江海关南通分关。他曾邀请杜威、李提摩太等西方知名人物来通考察、听取意见。他多次组织本地及全国的商品参加世界博览会，积极鼓励对外贸易。1920年他将上海成立的南通绣品公司开到了美国纽约第五大街，次年又在上海成立新海贸易公司，从事进口业务。他先后计划与美国、比利时等国设立航业公司，拟发展远洋航运。在中国产业资本极其匮乏的现实面前，张謇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外资发展产业。他说“则振兴之机，宁不赖外资之过渡？”[6]620他希望在维护主权、平等互利、审慎择优的前提下利用外资，但在当时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对外合作尚难取得实效。
五、张謇产业思想的评析和认识
甲午海战后，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民族危机中。张謇深深忧患于国家的危亡、民生的苦痛，自幼饱受儒家经世哲学浸润的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投身于救国救民事业上。但他的政治主张多不被当局者采纳，政治活动也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他深感：“中国政界亦无有为我发展之地者，为志在求一县之自治。”[2]147于是他把儒家政治理想和绅士乡土责任结合起来，以家乡南通为基地去实践他的理想。他希望以“地方自治”的方式，实现南通的社会改良和进步，并进而为中国的复兴和进步提供一个成功的范式。
1.精英治理体制下的效能与隐患
在南通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以张謇为首的精英治理体制。张謇以其社会声望、经济实力、文化感召和奉献精神引领导南通人民迈向区域现代化的征程。这种体制排除了外来政治势力的侵扰和内部的纷争，确保了他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南通在短时间动员和集中所有资金、人力等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一以贯之二十余载，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上世纪20年代初，南通的成就可谓举世瞩目，好评如潮。张謇自己也毫不谦虚地说：“南通县者，固国家领土一千七百余县之一，而省辖六十余县之一也。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查之士，目为模范县。”[4]434－436
这种精英治理体制充满了张謇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张謇自恃个人的权威，寄望于少数精英的奋力和奉献，却始终忽视建立起有广泛公众参与管理体制，更无法改变当时主权沦丧、官场腐败、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南通的产业运行系统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不可持续性。对此张謇晚年也不无担忧地说道：“在今日已有力小任重之虑，在将来更不免人亡政息之忧。”[2]407这种过于依赖个人权威的体制诚然可以确保计划实施的效能，却也会导致决策失当难以预防和纠正。
2.救国理想主导下的“急进务广”
张謇的产业思想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实现国富民强的坚强决心结合在一起，他的产业思想带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包含着一种要急切改变现状的发展冲动。这种救国理想和发展冲动相结合意念使张謇对南通的经营不可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必然是全方位的。张謇发展产业的目的完全超越了产业本身，他说：“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1]515，他坦言“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3]116
在救国理想和发展冲动主导下，张謇的产业发展思路至其晚年已显现出冷静思考和理性谋划的不足。张孝若评论其父：“他认定凡自治国先进国应有的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11]375大生企业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扩张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同样，南通的社会建设全面铺开，几乎都要依靠大生纱厂的资金“挹注”，而这种“挹注”全凭张謇的意志，并无适应企业营运的合理规则。一旦市场有所波动，企业会轻易被连累以致拖垮。1922年中国棉纺织业发生行业性萧条，大生企业集团很快陷入困境，最终被债权人接管，张謇由此失去了对企业的主导权。在分析经营失败的原因时，张謇不得不承认：“南通实业，三五年来，因急进务广而致牵搁。”[8]837这种救国理想引领下的“急进务广”正是南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謇的产业思想是在正确分析西方列强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使得他的思想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并充满了实践性。在他的产业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南通从一个落后的小县城一跃而成为著名的新型工商业城市，并开启了长三角北翼广阔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存在，张謇时代中国混乱、落后、黑暗的社会局面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应该完全能够理解他救国情结主导下产业发展的非理性急进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不足，更应该由衷地赞叹他思想的精明、深邃和超前。今天，南通正站在“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与百年前的南通又何其相似。先贤张謇的伟大思想和实践依然闪烁着时代的魅力和智慧的光华，仍是我们今天可以时时汲取和大力弘扬的宝贵财富。
历史名人张謇简介
历史 是底层 社会 渐渐推动的，但 历史 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jiǎn）、张詧（chá），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中产阶级的胸襟与力量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我们一贯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历史 ，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 社会 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 社会 边缘阶级逐渐成为 社会 重心，引领 社会 ，稳定 社会 ，使中国 社会 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和震动。
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洋务运动一再强调中体西用的艰难政治氛围中却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他们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他们在全 社会 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这一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 社会 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 社会 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认识的东西。
张謇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坚守改革，不到绝望之时绝不轻言放弃；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张謇又能顺应大势，引领变化，既不为旧制度殉葬，也不让 社会 持久动荡、秩序失范。这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胸襟和力量。
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君主立宪
在甲午战前的很长时间，张謇以举人的身份混迹于军界、官场。张謇出身平民，没有奥援，无可凭借，在官场和军界很难有机会出头，尽管他在吴长庆幕府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甚至获得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潘祖荫等高级官员不同程度的青睐，但张謇像康有为、严复等人一样深知，决定自己在官场能走多远的关键，是能否获取功名。没有功名，在那个特殊的“唯精英体制”中，很难有多大出息。所以，在获取功名前的二十六年间，张謇二十多次进出考场，直接消耗在考场上的时间就有一百多天。
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正值甲午，中国先前数十年的繁荣发展终于没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与日本的一场有限战争将中国打回原形。痛定思痛，中国人开始了一段新的航程。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君主立宪，在于重构中国的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政治变革，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1895年，张謇列名上海强学会，积极投身维新运动，深度介入1898年变法运动、1900年东南互保。1901年，清廷新政重启后，张謇理所当然又成为新政以及稍后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
周旋于朝廷与立宪党人之间，岂能“在商言商”
晚清宪政改革尽管出现诸多状况，但大体上说，摄政王1908年接手后，继续沿着1906年开启的预备立宪路线图前行。至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如约宣布第一届内阁组成名单；宣布内阁官制；宣布裁撤旧有之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宣布设立弼德院、军谘府。如果熟悉甲午之后十几年的中国政治改革史，就知道这几点宣布确实不容易。
中国的悲剧在于，奋斗多年的宪政还没有完全成立，就发生了“宪政危机”。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十三人中，竟有九名来自皇室或贵族，因而被 社会 各界调侃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面对如此困局，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声妥协，更没有以“在商言商”自律，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要求清廷重回宪政改革正轨。面对政治逆流，张謇忧心如焚，他担心中国人奋斗多年争取来的宪政很可能功亏一篑、付诸东流，遂至上海找宪政同仁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商量。他们联名上书摄政王载沣，“切箴之”，更引咸同年间故事，劝摄政王要像慈禧太后、恭亲王那样，展示博大胸怀，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有学问有阅历的汉臣，不要为满洲贵族一己之私而丢掉天下。张謇等人的书面劝说并没有起到作用，各地立宪党人不同方式的抗争也收效甚微。清廷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以为用人行政为君主大权，他人不得干预。摄政王其实忘记了此时的君主与《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时的君主并不是一码事。政治危机越演越烈，如何化解危机，各方面瞩目于张謇等“中产阶级”：立宪党人希望张謇利用“权势”劝说朝廷重回宪政正途；朝廷希望借重张謇等人的声望平息民众不满，恢复秩序。
朝野都希望张謇能到北京实地观察，亲身验证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宪诚意，以此决定各省咨议局的“国是”立场。
各方面的劝说打动了张謇。1911年6月8日，张謇一行风尘仆仆抵达北京，展开了一场风风火火的劝说活动。
在北京，张謇受到高规格礼遇，短短几天时间，与摄政王、庆亲王以及端方、那桐、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盛宣怀等人轮番会面，张謇始终本着“陈说民隐”的宗旨，就时局危机表达自己的观点。张謇的观点受到了主政者的赏识，很快就有人动议任命张謇出任要职，或以“宾师之位”，或任内阁秘书长。张謇闻讯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自己十几年来第一次回京，是受东南各界委托表达宪政关切，现在如果“得官而去”，与其做人宗旨相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
张謇的态度使他的威望更上一层，使他在与清廷诸公谈话时更加自信和坦然。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明确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始于戊戌，“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收获改革成果的季节，绝不应让一些程序性的细节破坏政治的良性发展。他建议摄政王周咨博访，集思广益，为化解时局危机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当人们闭嘴静观朝廷一错再错时，张謇在“尽最后之忠告”
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就外交、内政诸多问题表达了关切，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外交有三大危险，中国内政同样面临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局。
关于外交，张謇建议朝廷注意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三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即将到期的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三是巴拿马运河即将告成。这三件大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外交当局都应该做好评估，提前防范。至于内政，张謇提出朝廷必须高度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各地灾害频仍，民生困苦，朝廷一定要弄清老百姓最真实的关切，一定要利用好各省咨议局沟通上下，帮助老百姓切实解决问题。第二，各地商业经营已经极端困难，朝廷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盘活金融，繁荣市场。第三，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把握好中美关系。中美联合格外重要，尤其是民间合作与善意培养，值得格外下功夫。对于张謇的六个建议，摄政王点头称是，以为说得极好。他建议张謇就具体细节与载泽或其他大臣细谈。
在与庆亲王谈话时，张謇直截了当地谈了许多问题。第一，鉴于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韩合并、日俄的影响，张謇建议朝廷高度注意东三省发展的急迫性。第二，张謇向庆亲王痛陈国内政治真相，以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国民疾苦之甚，党人隐忿之深”，可能远远超出朝廷的想象。张謇诚恳劝说庆王爷：“王处高位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在与载泽、盛宣怀谈话时，张謇主要从技术层面提出解决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他认为，各省民众响应朝廷号召集资修建铁路并没有错，朝廷出于政治、 社会 、金融安全要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统一建设，也没有错。但是，在处理善后问题上，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视野，不要盯着蝇头小利，更不能算计人民，让最下层民众因吃亏而抱怨朝廷。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出现的亏空，张謇建议应先由中央财政买单，无论如何先将一般集资民众从这个巨大的集资项目中安全剥离，不要让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朝廷的对立面。张謇认为，只有让一般民众解脱后，才能谈得上惩处四川铁路公司高层的贪腐问题。否则，一旦铁路公司绑架了民众，铁路干线国有化引发的政治危机将无法想象。不幸的是，盛宣怀太自负了，他用 财经 专家的思维处理政治问题，不知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不知道收民路归国有只是一个政策调整，而政策的主旨“以达为主，不当与人民屑屑计利”。盛宣怀的专业与自负，让清廷在关键时刻及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从张謇的建议，让铁路干线国有化成为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謇描述此行是“尽最后之忠告”。那时，像他那样愿意继续尽忠言批评政府的已经很少，人们都在静默地等待朝廷一错再错。当统治者拒谏时，所有的苦口婆心都是自讨苦吃。
张謇（左二）与范当世（左六）等挚友合影
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他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的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
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更愿意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种小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了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
立宪失败，转向共和
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因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正目睹了一场改变中国 历史 进程的大事件。
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12日抵达南京后，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张謇不喜欢革命，真诚地希望 社会 稳定，并开始为可能造成的 社会 动荡忧心忡忡。此后几天，他分别拜会了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的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还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然而，形势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了转变。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大势，谁也无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的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 社会 ，控制局面。
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将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共和光复势不可挡，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的自私和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同情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 历史 大转型时代，张謇这样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一个改变的理由和契机。试想，如果不是张謇出面劝说摄政王、庆亲王；如果不是张謇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联系，互通信息；如果不是张謇、赵凤昌等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黄兴有比较友好的关系，可以比较顺畅的沟通；如果不是张謇这一批实业家、立宪党人过去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深耕底层，东南半壁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怎会如此稳定，半个世纪前的混乱极有可能在东南地区重演。 历史 是底层 社会 渐渐推动的，但 历史 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附
1、第一个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1901年）
1889年农历四月，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历经重重挫折，终于建成投产。鉴于大生纱厂连年获利的良好走势，张謇筹划建立一个可靠的产棉基地。1901年，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以招股集资方式成立的农业公司——通海垦牧公司成立。
2、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02年）
张謇认为“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兴学之本，惟有师范”，“师范为教育之母”。但是张謇创立师范的建议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他在亲友的支持下，于1902年创建私立通州师范。孙中山评价通州师范“开全国的先河”。
3、第一个商会——南通州商务总会（1902）
大生纱厂的成功创办，带动了通州及周边地区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张謇正值全面创业，亟须商会这样的团体做自己牢靠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持，以张詧为会长的南通商会因此应运而生。商会业务涵盖通州、崇明、海安、泰兴等地，后更名为通崇海泰商务总会。
4、第一个渔业公司——吕四渔业公司（1903）
张謇1903年到日本考察之后，清醒地看到中国渔业的落后，深刻认识到发展海洋渔业对维护国家领海主权和渔民利益的重要性。当年七月，他在通州创办国内首家渔业公司——吕四渔业公司。公司宗旨是团结渔民，改良捕捞工具和方法，发展渔业生产，捍卫领海主权。
5、第一个官办民营渔业公司——江浙渔业公司（1905）
继吕四渔业公司创办之后，张謇等人计划联合南北洋，创办全国公司，但一时难于铺开，就于1905年先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公司由官府垫资购置渔轮，定名“福海”号。从此中国开启以机轮从事渔业的 历史 。同时渔轮为“保护官船”，保护旧有渔场，保全中国海权。
6、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05年）
张謇在日本考察时，对博物馆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回国后他连续两次上书清廷，阐明创办博物馆的意义。然而都被清廷搁置。1905年，他把建设中的南通植物园改为博物苑。《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博物馆志》都确认南通博物苑为中华第一馆。
7、第一个世博会酒类金奖——颐生茵陈酒（1906）
1906年，海门常乐镇颐生酿造厂生产的菌陈酒，因其选料精良，泡制考究，味美香浓，气烈性和，兼有治风疾、舒筋骨、活血脉之功效，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这是中国酒类产品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牌。
8、第一所警察专业学校——巡警教练所（1906）
为南通地方自治的需要，1906年张謇采用日本警察章程为课本，招生创办巡警教练所，张詧为所长。南通巡警教练所是中国第一所培养警务人才的专门学校。
9、第一个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大生集团（1907年）
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创办，标志着大生纺织企业跨行业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一个资本集团。当时中国的企业界有“南张北周”之说，但北方周学熙开办的多为官办企业。《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牌》一书中指出，大生集团是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系统。
10、第一个县级图书馆——南通图书馆（1912）
1908年，张謇向清政府学部上书《请建图书馆 呈》，认为这是“自治伊始第一件应办之事”，但统治者并不重视。1912年，张謇改建南通东岳庙，创办南通图书馆，馆舍占地约7亩。张謇为名誉馆长，沙无炳为首任馆长。南通图书馆是我国早期建立的图书馆之一，是国内第一个县级图馆。
11、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1912年）
1912年，张謇在唐闸大生纱厂内附设纺织染传习所，课程以美国费城纺织专门学校设置开设。不久学校扩大规模，更新校舍，次年更名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1918年8月25日美国《新贝德福周日标准报》称：“在整个广阔的中华帝国，它是唯一的纺织院校”。
12、第一个医学院——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
1912年，由张謇张詧创办的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国人创办的最早的高等医学院校。学校设中医西医两科，本科学制四年。教员多为回国的日本留学生，1920年聘德国医学博士夏德门任南通医院总医长兼教员。
13、第一个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4年）
1914年，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为了培养水利人才，创办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一书中明确指出：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水利专门学校。
14、第一所培养盲哑师资的学校——南通盲哑师范传习所（1915年）
张謇看到“盲哑累累，教育无人”，为了办盲哑学校，需要盲哑师资，于是1915年借用南通博物苑中馆创办盲哑师范传习所。在《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内，未有盲哑师范学校的相关条陈。南通盲哑师范传习所是中国第一所盲哑师范学校。
15、第一所中国人办的独立设置的聋盲学校——南通狼山盲哑学校（1916年）
张謇创办了盲哑师范传习所后，有了盲哑师资后，于1916年在南通狼山创办盲哑学校。盲哑学校开学典礼上，张謇说：“我国北京、上海、烟台等处，虽亦有盲哑学校，然皆基督教会所设立”。南通盲哑学校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盲哑学校。
16、第一个民办气象台——军山气象台（1916年）
张謇认为“气象不明，不足以完全自治”，于是筹划建造气象台，1914年12月气象台在南通军山破土动工。1916年10月落成后，张謇任气象台总理，张詧任协理，刘谓清任主任。军山气象台比南京北极阁气象台早12年，比镇江北固山气象台早18年，是内第一家民办气象台。
17、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伶工学社（1919年）
张謇认为戏剧是最直接最普遍的一种传授教育的方式。为了利用戏剧改良 社会 风气，培养新一代演员，张謇于1919年在南公园内建成南通伶工学社，1920年迁入城南新校舍。京剧大师梅兰芳称南通伶工学社“是开风气之先，惟一的一个训练戏剧人才的学校”。
18、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
1915年，张謇苦心经营20年的南通，被中央政府公布为“全国模范县”。2003年，中国城市规划与设计大师吴良镛院士论证称：“张謇先生经营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城市建设虽然不是最早、最大，但是属最好，是近代城市建设的典范”。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通州海门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常乐镇）。
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
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扩展资料：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张謇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一生中最大的转变，毅然由推崇立宪转向拥护共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成立，任命张謇为实业部长。
1913年，张謇为实现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主持全国农林、工商政务，编订颁布有关工商矿业、农林水利、渔牧业、度量衡、银行证券、引用外资等法规条例20余个，以促进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渐露，张謇愤而辞职，返回南通。从此他倾注全部精力办实业、办教育、办社会文化慈善事业、推行地方自治。
1916年，张謇被推为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会长，1918年，“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在沪成立，张謇被推为会长。
1920年，张謇被推为中国矿学会及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并为中国科学社筹谋社址。1921年，被推为远东运动会名誉会长。1922年被推为交通银行总理。1926年8月24日因病逝世。
张謇一生经历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变，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身兼有儒生、状元、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地方自治实践家、政府高级官员和资本主义企业创始者的身份与经历。
后半生，他投身实业，热心教育，坚持不懈地提倡、试验、推广实业教育。1917年5月6日，张謇还参与知名人士48人在上海签名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张謇为实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是近代中国企业家办实业教育的先驱，在实业教育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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