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礼》中记载的汤沐香、礼仪用香，到汉代开始流行“博山炉”薰香，隋唐的中西交流使香料品种增多，制香用香方式渐渐丰富，到了宋代，焚香已经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的雅事，与烹茶、挂画、插花”并称“四般闲事”。
香作为古人居家养生、陶冶情操的必备之物，在古人生活中应用广泛。
香文化应该是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楚地潮湿，在室内薰香以除秽、防霉、杀菌。
端午人们会焚烧或熏燃艾、蒿、菖蒲等香料植物来驱疫避秽，杀灭各种害虫以减少夏季的疾病。
现在的蚊香，还有宾馆酒店洗手间常见的卫生香，大概是从驱疫避秽这一功能延伸发展下来。
至于《世说新语》等书里记载石崇家厕所里用沉香除臭，那就纯粹是赤裸裸的炫富了。
当时香料珍稀，只有皇家贵族上流社会才用得起。
曹操临终念叨的家务事就有“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的话。
石崇平生最好就是花样炫富，把家里厕所装修得跟宫殿一样，叫十几个穿着华丽的妹纸在一边侍候。“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准备了各种香水香粉，用来洗手抹脸，厕筹用香囊装着（等于喷上香水的厕纸）。客人如厕后还要再撒沉香粉，去除臭味。结果客人去他家都憋着不敢上厕所。
堪称史上最烧包的官二代。
《离骚》和《楚辞》中记载了众多香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虽然是诗人表达品格高洁，但也从侧面说明楚人有佩带香草的习惯。
电视剧经常有女子赠送随身香囊作为定情之物的桥段，看过《红楼梦》的人应该也不会忘记那个妖精打架的香囊。
佩带香囊应该是从佩戴香草的习惯演变而来。
香囊也叫香包，无论男女，随身佩戴。可以直接放入香草，或者放入香料、香粉。
在古代用于佩戴的香方很多，贾宝玉的香囊装的是二钱沉香和速香，毕竟是世家子弟。
更多的应该是《香乘》中记载的专供佩戴的梅花衣香、蔷薇衣香、牡丹衣香等。
《金瓶梅》第二十六回中宋蕙莲送给西门庆的香袋便是：“里面装着松柏儿、玫瑰花蕊并跤趾排草”。
礼仪用香，一个是宗教用香，所谓烧香拜佛，自古都要祭祀天地祖先神明，寺庙也好庵堂也好，道观土地庙也好，都要用到。
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皇家贵族，每年这么大的用量，这么大的市场，足以催生一个行业，驱动技术革新、丰富品种。
宗教用香，可以说是香文化发展的一大驱动力。
说到这，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祭祀拜神要烧香？
排除掉佛道的理论和讲究，实际是因为焚香散发出的烟。
神明都是虚无缥缈，高居云雾缭绕的天上。
烟的形态特征和云雾相似。
于是古人认为可以通过烟与神明沟通。
妇孺皆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说明周朝便有烽火台了。
而烽火台，便是通过狼烟传递信息。
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典籍《尔雅》则有记载“祭天曰燔柴。”
注疏解释：祭天之礼，积柴以实牲体、玉帛而燔之，使烟气之臭上达於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
火曰炎上，人们焚烧祭品，通过腾空而上袅袅的烟气献予高居天上的上苍神明，并把祈愿传达给神明。
而后才有宗教上信香的概念，如道经说的“宝香焚在金炉内，香烟旋绕达上苍”。
在一些皇家或大官出行的古画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仪仗中会有一对提长柄香炉的人。
在《红楼梦》元春省亲一节中可以看出宫廷礼仪的用香情况。
大观园中“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元春未至，贾府众人先见到的皇家仪仗：“一对对龙旌凤翣，雉羽夔头，又有金销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值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漱盂、拂尘等类”。
贾妃在大观园中所见的景致是：“于是进入行宫。但见庭燎烧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说不尽帘卷虾须，毯铺鱼獭，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
皇家礼仪用香还有一个重要场合，就是接圣旨。
明清时期接旨前要沐浴更衣，堂上摆香案，香案上摆香炉等仪仗用品,才能接旨。
在西汉之前，人们是将香草香料放在香炉中直接点燃，烟火气很大。
汉武帝时，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土，人们开始将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的形态，置于炭火之上，将这些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既浓，烟火气又不大。
炷香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香的形态变了，器物也需要改进，因此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出现了。
博山炉炉体多呈豆形，炉盖高而尖，往往镂雕成山形，山形重叠，大多刻有珍禽异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当焚薰香料时，氤氲的雾霭从镂空的炉盖上袅袅升腾，有如仙气缭绕，仿佛置身仙境。
香炉在汉代及以前多称薰炉，在战国时期，熏炉的制作工艺已经十分精湛了。
及至西晋时期估计其他形态的香炉出现，用途细分，便逐渐称为香炉，南北朝后，基本就采用香炉之名。
关于熏衣服，白居易有首诗：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
这个熏笼就是罩在香炉上的器具，打个最形象的比方，就是个竹筐倒扣在香炉上面，熏香时把衣服摊开罩在上面就可以。
比较常见的是用竹子编织的，贵重的用金银陶瓷制成。
唐人有首《宫词》就写到“每夜停灯熨御衣，银熏笼底火霏霏”，皇帝的衣服每天都要熨烫，用银制熏笼熏香。
苏鹗在笔记《杜阳杂编》中则记载宰相元载的豪奢生活，晾晒罗纫绮绣时，下面放置了20个金银炉来熏香，且“皆焚异香”。
熏衣服时为了减少烟火气，使用香丸香膏，隔火加热，慢慢散发出的香气，一点点浸润衣物，香味可以持续几天。
史载赵飞燕“杂熏诸香，坐处则余香百日不歇”，坐过的地方3个月都有余香，过于夸张。
还是三国荀彧的记载比较靠谱，《襄阳记》载“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
魏晋南北朝果然都是一群烧包的人啊。
即便使用隔火加热这样的方式，在《红楼梦》第八回里，还是被傲娇的宝钗姐姐嫌弃“好好的衣服，熏得烟熏火气的”。
清人曹庭栋所著《养生随笔》卷四便曾指出：“熏笼只可熏香，若以暖被，火气太甚。”
《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王熙凤描写到：“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薰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不知不觉已交三鼓。”
在《金瓶梅》里也有多处熏被褥的描写，第六回：“妇人早已床炕上铺的厚厚的被褥，被里熏的喷鼻香”，第十三回：“晚夕，金莲在房中香薰鸳被，款设银灯”。
古代富贵人家睡前都要先把被褥熏香，除了用熏笼，还有一种可以直接放置在被褥中，设计极其精巧的神器。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中，潘金莲和孟玉楼到李瓶儿屋里商量摆酒席赏雪的事，李瓶儿还没起床，潘金莲把手伸进被窝里，摸到了熏被的银香球。
“香球”在唐朝就已出现，又称“卧褥香炉”、“被中香炉”、“香囊”、“金砸”“薰球”等。
明代田艺蘅在《留青日札》 卷二十二中记载：
“今镀金香球，如浑天仪然，其中三层关棙， 轻重适均，圆转不已，置之被中，而火不复无，其外花卉玲珑，而篆烟四出，真闺房之雅器也。”
香球通常是金属制作的镂空圆球,里面放香品焚烧，无论球体如何转动，球内盛装香料的香盂始终保持水平，燃烧时火星不会外漏，香灰也不至于撒落散出而将被褥烫坏，所以李瓶儿睡觉时才能被窝里还放着香球。
唐代诗人元稹曾作诗赞叹：“ 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测，犹讶火长烧。”
我们知道古人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会先焚香沐浴以示郑重肃敬。
周礼的汤沐香，最初应该是直接使用艾叶之类香草沐浴。到后来才发展成沐浴和焚香两件事。
沐浴不用说，焚香在这里主要是静心的作用。
比如文人抚琴时焚上一炉香，宋徽宗抚琴图旁边的几上就放置着一个香炉。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文人诸般雅事，在风雅的宋人手里，也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巅峰。
焚香一事，可以说到宋朝才达到道的境界，才能称之为香道。
朱新建说中国的艺术，琴、棋、书、画、诗、酒、花、香、茶，都是一群高智商的人为了消磨掉过剩的精力搞出来的，因为这批人都读了很多书，都有能力和准备可以去搞政治，可是没那么多岗位安排他们，这些人如果不安生，天天给皇帝捣乱，那就乱套了。
也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大智慧家，当他们把精力放在琴棋书画上，把精神世界寄托在上面，中国的艺术才能达到这样的巅峰。
杨万里有《烧香诗》：“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令有香不见烟。素馨欲开茉莉拆，低处龙麝和沉檀。”
杨廷秀有《焚香诗》：“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不文不武火力均，闭阁下帘风不起。”
黄庭坚更自称有香癖，曾以他人所赠“江南帐中香”为题作诗赠苏轼。
诗中有“百炼香螺沉水，宝熏近出江南”之句，苏轼和诗“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黄庭坚复答又有“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诗句。
爱玩香的苏轼有首《印香诗》，诗题：“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提到的印香与银制香篆则是宋朝开始出现的用香方式。
将各种香材研磨混合，称之为合香。
为了方便点燃，用模具将其压印成以篆文为花样的字型或图形，点燃后循序燃尽，这种用香的方式被称为“香篆”，也叫“香印”，“香拓”。
而苏轼说的银篆盘便是压印香印的模子，称之为“香篆模”。
苏洵也有诗云：“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鸡苏。”
看来三苏父子在家没事都爱打香篆。
李清照的咏梅词《满庭芳》，也有“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的诗句。
现在我们说的香道一般都是指打香篆，近年流行的香道课，就是玩这个的。
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妻是金石癖，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不惜“脱衣市易”。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写到：“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她那首著名的《醉花阴》有一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瑞脑是香料，又称龙脑，即冰片。金兽则是兽形的铜香炉。
宋代很流行鸭、兽造型的熏炉，多以金属制作，称为“兽炉”，亦称“香兽”。
《香谱》记载：
“香兽，以涂金为狻猊、麒麟、凫鸭之状，空中以燃香，使烟自口出，以为玩好。”
这种鸭、兽形的熏炉在宋词里经常见到。
欧阳修的《越溪春》“沈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周紫芝《鹧鸪天》“调宝瑟，拨金猊，那时同唱鹧鸪词”。柳永《祭天神》: “忆绣衾相向轻轻语。屏山掩、红蜡长明，金兽盛熏兰炷。”
最著名的当属周邦彦那首写宋徽宗和李师师的艳词：“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说到香炉，不能不说著名的宣德炉。
宣德炉，是由明宣宗朱瞻基在大明宣德三年亲自参与设计监造，参考宋代香炉形制，利用真腊 (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制造的铜香炉，简称“宣炉”。
宣德炉以色泽为亮点，其色内融。
万历年间鉴赏家、收藏家、画家项元汴（子京）说：“宣炉之妙，在宝色内涵珠光，外现澹澹穆穆。”
炉身形制规整，敦厚之中不失灵巧精致，作为书房陈设颇为雅致。
在明清时期的画作中常描绘到文房清玩，典型设施就有炉瓶三事。
即是香盒、香炉、香箸瓶。
炉为焚香之用，盒用来盛放香饼、香块等香品，香箸瓶则是方便放置香铲、香箸。香铲用来翻铲炉中的香灰，香箸用于夹取香品。
《金瓶梅》第四十回中就有描述：“（潘金莲）瞧了瞧旁边桌上，放著个烘砚瓦的铜丝火炉儿，随手取过来，叫：李大姐，那边香几儿上牙盒里盛的甜香饼儿，你取些来与我。”
中国古代熏香习俗随着香水的引进，在人们生活中消逝。
而香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近年渐渐复兴，附庸风雅也好，陶冶情操也好，总是华夏的传统文化还延绵不绝。好过死掉供在神坛，让后世之人怀疑是否存在过，或者只能在纸上怀想古典中华文明的优雅风致。
国画的题材有哪几种？它有哪几种表现形成？
朱弁(1085-1144)南宋文学家.江西人.著有<风月堂诗话>等.
朱柏庐(1627-1698)清初江苏人.著有<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
朱耷(1624或1626-1705)清初画家.擅水墨花卉禽鸟.是有名的清初四僧之一.
朱丹溪(1281-1358)元代医学家.著有<丹溪心法>.
朱德(不细说)
朱德润(1294-1365)元代画家.著有<存复斋集>.
朱德熙(1920-1992)中国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
朱东润(1896-1988)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传记文学作家.
朱端钧(1907-1978)中国导演,戏剧教育家.
朱敦儒(1081-1159)南宋词人.现存世词集<樵歌>.
朱凤美(1895-1970)中国植物病理学家.
朱肱 宋医学家.
朱光潜 中国美学家.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朱自清(不细说)
后梁太祖 朱温
明太祖 明成祖.........
中国画
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种类。从美术史的角度讲，民国以前的国画我们都统称为古画。中国画在古代无确定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绢、宣纸、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近现代以来为区别于西方输入的油画（又称西洋画）等外国绘画而称之为中国画，简称“国画”。它是用中国所独有的毛笔、水墨和颜料，依照长期形成的表现形式及艺术法则而创作出的绘画。中国画按其使用材料和表现方法，又可细分为水墨画、重彩、浅绛、工笔、写意、白描等；按其题材又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中国画的画幅形式较为多样，横向展开的有长卷（又称手卷）、横披，纵向展开的有条幅、中堂，盈尺大小的有册页、斗方，画在扇面上面的有折扇、团扇等。中国画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
历史发展
中国画历史悠久，远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帛画，这之前又有原始岩画和彩陶画。这些早期绘画奠定了后世中国画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础。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由稳定统一到分裂的急剧变化，域外文化的输入与本土文化所产生的撞击及融合，使这时的绘画形成以宗教绘画为主的局面，描绘本土历史人物、取材文学作品亦占一定比例，山水画、花鸟画亦在此时萌芽，同时对绘画自觉地进行理论上的把握，并提出品评标准。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绘画也随之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山水画、花鸟画已发展成熟 ，宗教画达到了顶峰，并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人物画以表现贵族生活为主，并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造型。五代两宋又进一步成熟和更加繁荣，人物画已转入描绘世俗生活，宗教画渐趋衰退，山水画、花鸟画跃居画坛主流。而文人画的出现及其在后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元、明、清三代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得到突出发展，文人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但其末流则走向因袭模仿 ，距离时代和生活愈去愈远。中国画自19世纪末以后在近百年引入西方美术的表现形式与艺术观念以及继承民族绘画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出现了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不断改革创新的局面。
19世纪以后，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商业、文化发达的上海、北京（含天津）、广州等中心城市，汇聚了一大批画家，即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画家群，如任颐、虚谷、吴昌硕、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朱瞻、张大千、傅抱石、钱松喦、陆俨少等人；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画家群，如齐白石、陈师曾、金城、陈半丁、王雪涛、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等；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画家群，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赵少昂、关山月、黄君璧等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更迭，上述地区的画家亦有流动，如抗日战争时许多画家来到西南地区，1949年后又有许多画家如张大千、黄君璧、赵少昂等人移居国外和港台地区。今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画院，在3个中心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心 ，画家队伍空前扩大。
在现代中国画家中，许多画家继承并坚持传统绘画的基本模式，他们或以模仿、传承前代画家技巧、风范为原则，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在保存、发展传统的同时，形成自己的风格。前者有金城、顾麟士等人，后者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为代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美术的大量引入和反封建斗争的深入，改革中国画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以留学日本、欧美的高剑父、高奇峰、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为代表，倡导将西方美术的写实及近代西方美术的创作观念与传统的中国画像融合，走出了一条改革、创新中国画的新路子，使传统的中国画焕发了新的生机。其中高剑父、高奇峰等岭南画派画家，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将日本画法与传统的撞水、撞粉法和没骨法相糅合，创造出了一种雄劲奔放、具有时代感的新风格。徐悲鸿将西方绘画的写实手法融入传统的笔墨之中，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性。林风眠则调和中西，并汲取民间美术的质朴与刚健，形成了自己意境深邃，形式新颖的独特风格。另外，陈之佛将中外装饰艺术中的色彩融入工笔花鸟画的创作，张大千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手法，创出泼彩画法；李可染受西方画写生的启发，直接对景写生对景创作；吴冠中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观念等表现中国画传统的诗情与境界等等，均取得了重要成就。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画由过去士大夫和贵族娱乐自赏的贵族艺术转向为“民众的艺术”，由过去的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使中国画在题材内容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画家们将视角投向社会现实，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
20世纪20～30年代，画家们对中国 画的革新与发展，展开了论争。如康有为提出“以复古为革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主张；徐悲鸿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刘海粟提出要“发展东方固有的美术，研究西方艺术的精英”；林风眠主张“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陈师曾对文人画的特质和意义作了肯定分析和回答；林纾则反对革新，号召人们鄙弃“外洋新学”，唯以“古意为宗”；金城则极力主张：“宣圣明训，不率不忘，衍由旧章。”40年代末和50年代，人们围绕着素描是否可作为中国画造型的基础，以及如何看待笔墨技巧、看待各种新国画等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80年代中期，又围绕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革新中国画以适应时代的审美需要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造型特征和表现方法
中国画在观察认识、形象塑造和表现手法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念和审美观，在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中，采取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的方法，并在活动中去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事物中去，而不是做局外观，或局限在某个固定点上。它渗透着人们的社会意识，从而使绘画具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认识作用，又起到“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教育作用。即使山水、花鸟等纯自然的客观物象，在观察、认识和表现中，也自觉地与人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相联系，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画在创作上重视构思，讲求意在笔先和形象思维，注重艺术形象的主客观统一。造型上不拘于表面的肖似，而讲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其形象的塑造以能传达出物象的神态情韵和画家的主观情感为要旨。因而可以舍弃非本质的、或与物象特征关联不大的部分，而对那些能体现出神情特征的部分，则可以采取夸张甚至变形的手法加以刻画。在构图上，中国画讲求经营，它不是立足于某个固定的空间或时间，而是以灵活的方式，打破时空的限制，把处于不同时空中的物象，依照画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创作的法则，重新布置，构造出一种画家心目中的时空境界。于是，风晴雨雪、四时朝暮、古今人物可以出现在同一幅画中。因此，在透视上它也不拘于焦点透视，而是采用多点或散点透视法，以上下或左右、前后移动的方式，观物取景，经营构图，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同时在一幅画的构图中注重虚实对比，讲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中国画以其特有的笔墨技巧作为状物及传情达意的表现手段，以点、线、面的形式描绘对象的形貌、骨法、质地、光暗及情态神韵。这里的笔墨既是状物、传情的技巧，又是对象的载体，同时本身又是有意味的形式，其痕迹体现了中国书法的意趣，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由于并不十分追求物象表面的肖似，因此中国画既可用全黑的水墨，也可用色彩或墨色结合来描绘对象，而越到后来，水墨所占比重愈大，现在有人甚至称中国画为水墨画。其所用墨讲求墨分五色，以调入水分的多寡和运笔疾缓及笔触的长短大小的不同，造成了笔墨技巧的千变万化和明暗调子的丰富多变。同时墨还可以与色相互结合，而又墨不碍色，色不碍墨，形成墨色互补的多样性。而在以色彩为主的中国画中，讲求“随类赋彩”，注重的是对象的固有色，光源和环境色并不重要，一般不予考虑。但为了某种特殊需要，有时可大胆采用某种夸张或假定的色彩。中国画，特别是其中的文人画，在创作中强调书画同源，注重画家本人的人品及素养。在具体作品中讲求诗 、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并且通过在画面上题写诗文跋语 ，表达画家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既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又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
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界画、花卉、瓜果、翎毛、走兽、虫鱼等画科；有工笔、写意、钩勒、设色、水墨等技法形式，设色又可分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绛等几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有壁画、屏幛、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辅以传统的装裱工艺装潢之。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渐趋成熟。山水、花卉、鸟兽画等至隋唐之际始独立形成画科。五代、两宋流派竞出，水墨画随之盛行，山水画蔚成大科。文人画在宋代已有发展，而至元代大兴，画风趋向写意；明清和近代续有发展，日益侧重达意畅神。在魏晋、南北朝、唐代和明清等时期，先后受到佛教艺术和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作画之工具材料为我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和绢素。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技法上，有所突破和发展。
◆ 水墨画
中国画的一种。指纯用水墨所作之画。基本要素有三：单纯性、象征性、自然性。相传始于唐代，成于五代，盛于宋元，明清及近代以来续有发展。以笔法为主导，充分发挥墨法的功能。“墨即是色”，指墨的浓淡变化就是色的层次变化，“墨分五彩”，指色彩缤纷可以用多层次的水墨色度代替之。北宋沈括《图画歌》云：“江南董源传巨然，淡墨轻岚为一体。”就是说的水墨画。唐宋人画山水多湿笔，出现“水晕墨章”之效，元人始用干笔，墨色更多变化，有“如兼五彩”的艺术效果。唐代王维对画体提出“水墨为上”，后人宗之。长期以来水墨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着重要地位。
◆ 院体画
简称“院体”、“院画”，中国画的一种。一般指宋代翰林图画院及其后宫廷画家比较工致一路的绘画。亦有专指南宋画院作品，或泛指非宫廷画家而效法南宋画院风格之作。这类作品为迎合帝王宫廷需要，多以花鸟、山水，宫廷生活及宗教内容为题材，作画讲究法度，重视形神兼备，风格华丽细腻。因时代好尚和画家擅长有异，故画风不尽相同而各具特点。鲁迅说：“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以张铨、江宏伟、贾广键、赵蓓欣、喻慧等为代表的现代中青年画家为现代院体画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文人画
亦称“士夫画”。中国画的一种。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代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并目为南宗之祖（参见“南北宗”）。但旧时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曾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此说影响甚久。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姚茫父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评：“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 画分十门
中国画名词。中国画的分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分六门，即人物、屋宇、山水、鞍马、鬼神、花鸟等。北宋《宣和画谱》分十门，即道释门、人物门、宫室门、番族门、龙鱼门、山水门、畜兽门、花鸟门、墨竹门、蔬菜门等。南宋邓椿《画继》分八类（门），即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参见“十三科”。
◆ 十三科
中国画术语。中国画的分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分为六门；北宋《宣和画谱》分为十门；南宋邓椿《画继》分为八类。元代汤垕《画鉴》说：“世俗立画家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明代陶宗仪《辍耕录》所载“画家十三科”是：“佛菩萨相、玉帝君王道相、金刚鬼神罗汉圣僧、风云龙虎、宿世人物、全境山林、花竹翎毛、野骡走兽、人间动用、界画楼台、一切傍生、耕种机织、雕青嵌绿。”
◆ 人物画
绘画的一种。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之通称。中国的人物画，简称“人物”，是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出现较山水画、花鸟画等为早；大体分为道释画、仕女画、肖像画、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人物画力求人物个性刻画得逼真传神，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其传神之法，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故中国画论上又称人物画为“传神”。历代著名人物画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唐代韩滉的《文苑图》，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李公麟的《维摩诘像》，南宋李唐的《采薇图》、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元代王绎的《杨竹西小像》，明代仇英的《列女图》卷、曾鲸的《侯峒嶒像》，清代任伯年的《高邕之像》，以及现代徐悲鸿的《泰戈尔像》等。在现代，更强调“师法化”，还吸取了西洋技法，在造型和布色上有所发展。
◆ 山水画
简称“山水”。中国画的一种。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在魏晋、南北朝已逐渐发展，但仍附属于人物画，作为背景的居多；隋唐始独立，如展子虔的设色山水，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等；五代、北宋山水画大兴，作者纷起，如荆浩、关仝、李成、董源、巨然、范宽、许道宁、燕文贵、宋迪、王诜、米芾、米友仁的水墨山水，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的青绿山水，南北竞辉，达到高峰。从此成为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元代山水画趋向写意，以虚带实，侧重笔墨神韵，开创新风；明清及近代，续有发展，亦出新貌。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
◆ 青绿山水
山水画的一种。用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的山水画。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前者多钩廓，少皴笔，着色浓重，装饰性强；后者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薄罩青绿。清代张庚说：“画，绘事也，古来无不设色，且多青绿。”元代汤垕说：“李思训著色山水，用金碧辉映，自为一家法。”南宋有二赵（伯驹、伯骕），以擅作青绿山水著称。中国的山水画，先有设色，后有水墨。设色画中先有重色，后来才有淡彩。
◆ 浅绛山水
山水画的一种。在水墨钩勒皴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芥子园画传》说：“黄公望皴，仿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浅浅施之，有时再以赭笔钩出大概。王蒙复以赭石和藤黄着山水，其山头喜蓬蓬松松画草，再以赭色钧出，时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这种设色特点，始于五代董源，盛于元代黄公望，亦称“吴装”山水。
◆ 金碧
中国画颜料中的泥金、石青和石绿。凡用这三种颜料作为主色的山水画，称“金碧山水”，比“青绿山水”多泥金一色。泥金一般用于钩染山廓、石纹、坡脚、沙嘴、彩霞，以及宫室、楼阁等建筑物。但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中另持一说：“盖金碧者：石青石绿也，即青绿山水之谓也。后人不察，加以泥金谓之金笔山水，夫以金碧之名而易以金笔之名可笑也！”
◆ 青绿
中国画颜料中的石青和石绿。也指以这两种颜料为主色的着色方法。清代王翚说：“凡设青绿，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力全在渲晕，余于青绿法静悟三十年，始尽其妙。”（《清晖画跋》）恽寿平也说：“青绿重色，为厚易，为浅淡难，为浅澹矣，而愈见秾厚为尤难。……运以虚和，出之妍雅，秾纤得中，灵气惝恍，愈浅淡愈见秾厚，所谓绚烂之极，仍归自然，画法之一变也。”（《瓯香馆画跋》）阐述了青绿设色的要旨。参见“青绿山水”。
◆ 花鸟画
中国画的一种。北宋《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云：“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历代花鸟画家辈出，如唐代薛稷的鹤、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五代郭乾晖的鹰，黄筌、徐熙的花鸟；北宋赵昌的花、崔白的雀、吴元瑜的花鸟；南宋吴炳的折枝、林椿的花果、李迪的禽；元代李衎的竹、张守中的鸳鸯、王冕的梅；明代林良的禽，陈淳、徐渭的墨花；清代朱耷的鱼、恽寿平的荷、华喦的鸟；近代吴昌硕的花卉等，皆一代名手，绵延不绝。参见“四君子”。
◆ 新文人画
新文人画，即“中国新文人画”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艺术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1996年北京画家边平山经常同福州画家王和平、河北画家北鱼在边平山先生的“平山书屋”聚晤聊天，由于在艺术见解和追求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故萌发了发起中国画联展的想法。后又与南京画家王孟奇、方骏等商定，由天津画家霍春阳在天津美院展览馆操办此次展览，这样，便是“新文人画”的开端。
后来全国各地的画家如：朱新建、刘二刚、王镛、徐乐乐、朱道平、陈平、田黎明、江宏伟等响应并加入进来，成为一种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新文人画”同“’85新潮”、“星星画展”等成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艺术史的辉煌一页。
中国画与西洋画（丰子恺）
东西洋文化，根本不同。故艺术的表现亦异。大概东洋艺术重主观，西洋艺术重客观。东洋艺术为诗的，西洋艺术为剧的。故在绘画上，中国画重神韵，西洋画重形似。两者比较起来，有下列的五个异点：
（一）中国画盛用线条，西洋画线条都不显著。线条大都不是物象所原有的，是画家用以代表两物象的境界的。例如中国画中，描一条蛋形线表示人的脸孔，其实人脸孔的周围并无此线，此线是脸与背景的界线。又如画一曲尺形线表示人的鼻头，其实鼻头上也并无此线，此线是鼻与脸的界线。又如山水、花卉等，实物上都没有线，而画家盛用线条。山水中的线条特名为“皴法(皴<cūn>法：中国画技法之一，用以表现山石和树皮的纹理。)”。人物中的线条特名为“衣褶”。都是艰深的研究工夫。西洋画就不然，只有各物的界，界上并不描线。所以西洋画很像实物，而中国画不像实物，一望而知其为画。盖中国书画同源，作画同写字一样，随意挥洒，披露胸怀。19世纪末，西洋人看见中国画中线条的飞舞，非常赞慕，便模仿起来，即成为“后期印象派”（详见本书<本书：指作者《艺术修养基础》一书，1941年桂林版>中《西洋画简史》篇）。但后期印象派以前的西洋画，都是线条不显著的。
（二）中国画不注重透视法，西洋画极注重透视法。透视法，就是在平面上表现立体物。西洋画力求肖似真物，故非常讲究透视法。试看西洋画中的市街、房屋、家具、器物等，形体都很正确，竟同真物一样。若是描走廊的光景，竟可在数寸的地方表出数丈的距离来。若是描正面的（站在铁路中央眺望的）铁路，竟可在数寸的地方表出数里的距离来。中国画就不然，不欢喜画市街、房屋、家具、器物等立体相很显著的东西，而欢喜写云、山、树、瀑布等远望如天然平面物的东西。偶然描房屋器物，亦不讲究透视法，而任意表现。例如画庭院深深的光景，则曲廊洞房，尽行表示，好似飞到半空中时所望见的；且又不是一时间所见，却是飞来飞去，飞上飞下，几次所看见的。故中国画的手卷，山水连绵数丈，好像是火车中所见的。中国画的立幅，山水重重叠叠，好像是飞机中所看见的。因为中国人作画同作诗一样，想到哪里，画到哪里，不能受透视法的拘束。所以中国画中有时透视法会弄错。但这弄错并无大碍。我们不可用西洋画的法则来批评中国画。
（三）东洋人物画不讲解剖学，西洋人物画很重解剖学。解剖学，就是人体骨骼筋肉的表现形状的研究。西洋人作人物画，必先研究解剖学。这解剖学英名曰anatomy for art students,即艺术解剖学。其所以异于生理解剖学者，生理解剖学讲人体各部的构造与作用，艺术解剖学则专讲表现形状。但也须记诵骨骼筋肉的名称，及其形状的种种变态，是一种艰苦的学问。但西洋画家必须学习。因为西洋画注重写实，必须描得同真的人体一样。但中国人物画家从来不需要这种学问。中国人画人物，目的只在表出人物的姿态的特点，却不讲人物各部的尺寸与比例。故中国画中的男子，相貌奇古，身首不称。女子则蛾眉樱唇，削肩细腰。倘把这些人物的衣服脱掉，其形可怕。但这非但无妨，却是中国画的好处。中国画欲求印象的强烈，故扩张人物的特点，使男子增雄伟，女子增纤丽，而充分表现其性格。故不用写实法而用象征法。不求形似，而求神似。
（四）中国画不重背景，西洋画很重背景。中国画不重背景，例如写梅花，一支悬挂空中，四周都是白纸。写人物，一个人悬挂空中，好像驾云一般。故中国画的画纸，留出空白余地甚多。很长的一条纸，下方描一株菜或一块石头，就成为一张立幅。西洋画就不然，凡物必有背景，例如果物，其背景为桌子。人物，其背景为室内或野外。故画面全部填涂，不留空白。中国画与西洋画这点差别，也是由于写实与传神的不同而生。西洋画重写实，故必描背景。中国画重传神，故必删除琐碎而特写其主题，以求印象的强明。
（五）东洋画题材以自然为主，西洋画题材以人物为主。中国画在汉代以前，也以人物为主要题材。但到了唐代，山水画即独立。一直到今日，山水常为中国画的正格。西洋自希腊时代起，一直以人物为主要题材。中世纪的宗教画，大都以群众为题材。例如《最后的审判》《死之胜利》等，一幅画中人物不计其数。直到19世纪，方始有独立的风景画。风景画独立之后，人物画也并不让位，裸体画在今日仍为西洋画的主要题材。
上述五条，是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异点。由此可知中国画趣味高远，西洋画趣味平易。故为艺术研究，西洋画不及中国画的精深。为民众欣赏，中国画不及西洋画的普通。
国画赏析——上古至隋唐五代的花鸟画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花鸟作为中国艺术的表现对象，一直是以图案纹饰的方式出现在陶器、铜器之上。那时候的花草、禽鸟和一些动物具有神秘的意义，有着复杂的社会意蕴。人们图绘它并不是在艺术范围内的表现，而是通过它们传达社会的信仰和君主的意志，艺术的形式只是服从于内容的需要。
人类早期对花鸟的关注，是孕育花鸟画的温床。
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不少独立的花鸟画作品，其中有顾恺之的《凫雁水鸟图》、史道硕的《鹅图》、陆探微的《半鹅图》、顾景秀的《蝉雀图》、袁倩的《苍梧图》、丁光的《蝉雀图》、萧绎的《鹿图》，如此等等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的花鸟画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虽然现在看不到这些原作，但是通过其他人物画的背景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花鸟画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如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飞鸟等。
这一时期的花鸟画较多的是画一些禽鸟和动物，因为它们往往和神话有一定的联系，有的甚至是神话中的主角。如为王母捣药的玉兔，太阳中的金乌，月宫中的蟾蜍，以及代表四个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
在唐代独立成科
一般说花鸟画在唐代独立成科，属于花鸟范畴的鞍马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较高的艺术成就，现在所能见到的韩干的《照夜白》、韩滉的《五牛图》以及传为戴嵩的《半牛图》等，都表明了这一题材所具有的较高的艺术水准。
而记载中曹霸、陈闳的鞍马，冯绍正的画鹰，薛稷的画鹤，韦偃的画龙，边鸾、滕昌佑、刁光胤的花鸟，孙位的画松竹，不仅表现了强大的阵容，而且各自都有杰作。如薛稷画鹤，杜甫有诗赞曰：“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似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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