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
洛阳牡丹
记》、周师厚《
洛阳牡丹
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记》、刘攽的《
芍药
谱》、王观的《扬州
芍药
谱》、刘蒙《菊谱》、史正志的《菊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史铸的《百菊集谱》、赵时庚的《金漳兰谱》、陈思的《海棠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陈景沂的《全芳备祖》等。其它如明代的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陈淏子的《花镜》等。这类著作，以赏花为宗旨，所以花的品种和品第成为这类著作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叙述了花卉的
栽培方法
。如《花镜》卷二的“课花十八法”可说是集花卉栽培之大成。“十八法”分别为：辨花性情、种植位置、接换神奇、分栽有时、扦插易生、移花转垛、过贴巧合、下种及期、收种贮子、浇灌得宜、培壅可否、治诸虫蠹、枯树活树、变花催花、种盆取景、养花插瓶，整顿删科及花香耐久等法。
我国最早的一部园艺学方向的书是
花鸟虫鱼虽然是大自然中普通的动植物，但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赋予了其深度的内涵，自古以来多有花鸟派大画家出现。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花鸟画空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宫廷中装堂饰壁务求华美，使花鸟画在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花鸟不仅书画作品中多有呈现，而且还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使生活更加富有情趣，因此也有诸多专著。
牡丹被誉为我国的“国花”，颇受文人推崇。如北宋大诗人欧阳修著有《洛阳牡丹记》，全文约2700余字，分3篇：一曰“花品叙”，列出牡丹品种24个。指出牡丹在我国生长的地域，认为“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二曰“花释名”，解说花名由来；三曰“风俗记”，记述洛阳人赏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并说为将花王送到开封供皇帝欣赏，采用了竹笼里衬菜叶及蜡封花蒂的技术。
我国宋代的牡丹书还有张邦基《陈州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等。除牡丹外，尚有其他花类。到了明代，浙江石布政使王象晋在家督率佣仆经营园圃，积累了一些实践知识，并广泛收集古籍中有关资料，用10多年时间编成了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二如亭群芳谱》，简称《群芳谱》。《群芳谱》全书30卷内容按天、岁、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花卉、鹤鱼12谱分类，记载植物达400余种，每一植物分列种植、制用、疗治、典故、丽藻等项目，其中观赏植物约占一半，对一些重要花卉植物收集了很多品种名称。到了清代，清圣祖玄烨命汪灏等人就王象晋《群芳谱》增删、改编、扩充，于1708年成书，原名《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简称《广群芳谱》。
《广群芳谱》全书100卷，分为天时、谷、桑麻、蔬、菜、花卉、果、木、竹、卉、药11个谱。汪灏等人大幅度改编《群芳谱》，对其篇目有分有合，删去了其中一些和农事无关的内容，对原书引文错误及脱漏之处，一一加以补正。经过改编，全书形式整齐划一，内容严谨充实，取材也较丰富，减少了矛盾重复之处，可视为一部新书。凡是原书保留下来的旧条文，开头皆注有“原”字，新增内容则开头处用“增”字标明，很易区别。玄烨本人所写诗赋，则以“御制诗”标明，归集在诸条集藻项下。
植物类的古典著作
《园冶》，中国古代造园专著，也是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的专著。明末造园家计成著，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成稿，崇祯七年刊行。全书共3卷，附图235幅。
最早的园艺著作：西周：《周礼 天官冢宰》。
最早的一部花卉园艺书籍：西晋： 稽含《南方草木状》
公元前100-200 年（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用植物365种，三世纪有《吴晋本草》，六世纪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记载药用植物730余种）和《名医别录》等，七世纪出现《唐新修本草》（载有844种药用植物），系由国家颁行的图说药典；以后历代都有重要的本草著作，如《本草拾遗》（在《唐新修本草》基础上增加400种药用植物）、《开宝本草》（收录了983种）、《嘉佑图经本草》（1082种）、《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证类本草）》（1558种）和《本草衍义》等；十六世纪明代李时珍（1518-1593 ）编著的《本草纲目》已记载药用植物1195种，并对这些植物的习性、产地和用途等做了较详细的描述。清代出现的《尔雅疏证》、《尔雅义疏》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著作，都是我国古代植物分类知识体系的结晶。
更多的关于植物的描写和记录存在于古代众多的专类书籍文献中。春秋时期出现的《尔雅》一书，主要对《诗经》中的名物进行考订，在“释草”和“释木”两章中，已按类比方式对诗经中记载的植物进行了分类，并对其同物异名进行了整理。西汉毛亨的《毛诗·训诂传》、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三国（吴）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等，在植物名物考证和形态描述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国古代有关植物的专志书籍极为丰富，汉、晋时期，由于对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不甚了解，将之称为“异物”，出现许多“异物志”类书藉，以东汉杨孚孝著的《异物志》为最早，记载岭南特有植物；至晋代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公元304年）时，不再以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为怪异，而加以正常的描写和记录，其分类系统在《尔雅》草、木两类基础上增加了果、竹两类，共记载植物80余种植物；在《昆虫草木略》（公元1150年左右）中，植物分类体系稍进一步，分为草（包括菌类、藻类和蕨类）、蔬、稻粱、木和果五类；在《全芳备祖》（公元1256年）中的分类体系增至花、果、卉、草、木、农桑（谷、豆、桑、麻）、蔬和药等类别；而后出现的《群芳谱》（1621年）和《广群芳谱》（1780年）基本都根据应用方式建立分类体系，按照类别形成专谱，每谱包含若干细类；一些有系统性的专论或专谱，如《牡丹谱》、《救荒本草》（记载植物414种）、《菊谱》、《桐谱》，《荔枝谱》和《橘录》等，亦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我国古代对植物的认识；我国古代许多有关植物的知识在各种地记著作中也得以保留，如《山海经》（成书在公元前500-300年间，记载植物约100种）、《扶南记》、《交州记》、《南越记》、《广州记》、《罗浮山记》、《桂海虞衡志》和《益部方物录》等，广泛记录了各地植物物产和应用等方面的知识。总之，我国古代各种专志类书达数百种之多，内容广泛涉及草木、果树、谷蔬、花卉、竹茶和野菜等等。在著录普通植物方面的书籍中，以清代吴其 著《植物名实图考》为最全面，记载植物1714种，图文对照，对生态、习性、产地、特性和用途等都有较为详尽的描写，可谓我国第一部《中国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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