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大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出台一系列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政策，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对“三农”的带动作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 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335元，连续22年居于全国各省区首位；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度达到68.1%，也居全国各省区之首。
一、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农业增长方式加快转变
把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主线。做大做强蔬菜、茶叶、果品、畜牧、水产养殖、竹木、花卉苗木、蚕桑、食用菌、中药材等十大优势主导产业。目前，这十大主导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0%以上，亩均收入超过了1500元。今年省委省政府又提出，着力打造特色农业的强县强镇，进一步提升农业的块状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推动农业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优化配置。至2006年底，全省共有1000多家农业企业、50多万农户在省外经营种养业，建成各类基地2000万亩左右。积极应对国际贸易壁垒，努力开拓国外市场，加快外向型农业发展，农副产品出口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的态势。2006年，全省农副产品出口额60.2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103.7%。
把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作为建设农业的紧迫任务。率先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分散农户的市场谈判地位。积极构建“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经营体系，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2006年底，全省共有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11066个，带动农户780万户，建成产业化基地1828万亩，其中，农业龙头企业5049家，销售收入1106亿元，28家企业被评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达3915家，带动农户211万户；农产品行业协会500多家。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465个；产业化带动农户472.26万户。针对单个合作社服务能力和服务范围的不足，大力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着力构建现代农业服务平台，加快组建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供销合作社为依托、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后盾、政府部门公共服务和管理为保障的服务联合体。今年全省在18个县市开展试点。
把培育现代生产主体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关键环节。积极推进市场化土地流转和企业化规模经营，到2006年底，全省耕地流转面积35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5.0%；实行适度规模经营（面积10亩以上）耕地面积246.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0.3%，规模经营种养大户23.4万户。引导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过去五年每年投入农业的工商资本在120亿元以上。加大对农业创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从2006年起对就读大中专院校农业种养专业类学生实行免交学杂费的政策，2007年又扩大到园艺类的花卉、果树、蔬菜等专业，鼓励他们学成后在现代农业领域创业。
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强大支撑。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推广和服务平台建设，实施农业生物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十大农业科技专项，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6%以上。启动实施“百万农民信箱”工程，2006年底注册用户达到136万户。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步伐，农业标准化推广面积达到1249.2万亩。针对欠发达地区基层农业科技力量薄弱的问题，从2003年起实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并于2005年向全省推广，实现乡乡都有科技特派员，促进了农业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建立和完善首席专家、推广教授、科技特派员和责任农技员制度，积极组建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推广组织、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区域性专业性和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
把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有效保障。先后启动实施标准农田建设、千库保安、千万亩十亿方节水、百万亩标准鱼塘改造和标准渔港建设等工程，农业的生产条件和防灾抗灾能力大大增强。全面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补偿标准提高到12元/亩。加快推进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累计已经建成标准农田1430万亩，连续10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二、大力发展区域特色块状经济，县域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
做大做强特色块状经济。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产业为支撑，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形成了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特色块状经济为农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和就业门路。乡村企业蓬勃发展，经营管理机制日趋规范，技术创新和竞争能力不断提高。2006年，全省共有各类乡村企业113万家，从业人员1300万人，实现增加值7366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47%。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达到35.28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1.44万家，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涌现出了一批农产品名牌产品和知名商标。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超过80%。
积极培育“中心镇”。充分发挥中心镇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企业集中和产业集聚，提升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全省共有268个镇进入全国千强镇行列。新城镇成为农民务工经商的广阔天地，这两年每年新增转移农业劳动力50万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水平达到70%以上，全省城市化率达56.5%。2006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中心镇培育工程，重点培育200个左右有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支撑的中心镇，进一步优化城乡人口和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使之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长极、农村人口的集聚点和公共事业服务中心。目前已经启动141个中心镇的建设试点。
积极发展“农家乐”和来料加工等二三产业。顺应城镇消费升级的趋势，发挥农村山水景观、农耕文明、人文历史等优势，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把发展“农家乐”（渔家乐）等乡村休闲旅游业作为新产业，引导农民和村集体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发展农村第三产业。2006年，全省累计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村（点）2084个，经营农户14678户，直接从业人员72557人，营业收入24.6亿元。同时，针对广大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富余妇女劳动力多的特点，积极发展来料加工业，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鼓励农民创新创业。全省共有个体工商户接近180万户，从业人员364.8多万人；私营企业40万户。个体私营经济约占GDP的60%。省外、国外经商创业人员400万左右，投资总额已超过1万亿元，其规模相当于2005年浙江全省的GDP总量。这些务工经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为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深入推进“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农民就业增收能力不断提高
2004年，省委、省政府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计划到“十一五”末，全省培训100万现代农民，新增转移就业400万农民，提高500万农民工的就业技能。近年来又根据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要求，转变培训思路、提高培训标准、改进培训方式，推进农民培训由适应性培训向战略性培训转变。到2006年底，全省已培训农村劳动力640.9万人，培训后实现转移就业的178.8万人。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培训农民59.5万人，转移就业培训资格证书发证率达到74.61%。
围绕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服务业，开展农业剩余劳动力培训、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督促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计提培训经费用于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围绕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培训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经营者、合作社社长，使他们成为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围绕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重点培训“4050”农民，扩大中老年农民就业。采取政府发放培训券、企业订单培训等办法，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覆盖面，对未升入大中专院校的农民子女开展6个月至1年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扶贫助学行动计划”，对低收入家庭子女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免收学杂费。全面实行就业政策、失业登记、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和劳动用工管理的城乡“五统一”统筹就业制度和农民工无“证卡”就业制度，推动劳动就业服务网络延伸到乡镇，为农民提供有效就业信息中介服务。实施百万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大力培养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计划到“十一五”末，全省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100万人。
四、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农村环境面貌和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变
2003年，省委、省政府作出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决策，计划用5年时间整治10000个村，并把其中的1000个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加快建设规划科学、环境整洁、设施配套、服务健全、管理民主、生活舒适的农村新社区。加大各级财政对村庄整治建设的投入，至2006年底，全省累计投入村庄整治建设资金555.61亿元，各级政府投入占到1/3。注意把“万里清水河道”、“千万农民饮用水”、“乡村康庄”、“生态富民家园”、“百万农户生活污水净化沼气”等工程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配套实施，形成了城乡统筹建设和各方协同建设的局面，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五、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
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化。2005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农村中小学食宿改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爱心营养餐”），计划三年内投入资金32亿元，全面提高农村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2006年秋季起，全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全部免收学杂费，513万名中小学生免交了学杂费；对低收入家庭子女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免收学杂费。深入实施“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两年内全省将安排专项财政资金10.2亿元以上。
大力发展农村公共卫生服务。2005年，省委、省政府实施“农民健康工程”，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服务网络，把乡镇卫生院改造成为社区服务中心，把村卫生室改造成为社区服务站。目前，有1751万名农民享受了免费体检，12项公共卫生服务达标率达到80.6%。建立农村社区责任医生制度，加快培养社区全科医生。实行农民每两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制度。
大力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实施“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工程”，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民间自办文化，深入推进文化下乡。2005年起，还开展“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今年上半年，各地组织开展种文化百村赛活动，丰富了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养了一大批不走的农村文化能手。
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6年，全省共有农村低保对象53.98万人，平均低保标准每月149.65元，实现了应保尽保。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05年以来新增的被征地农民实行“即征即保”，至2006年底，全省共有234万名被征地农民纳入保障，其中196万名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基本生活保障，有88万人已按月领取基本生活保障或养老金。2003年率先开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全省87个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全部建立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达2936万人，参合率达86%，人均筹资水平达到81元。推进职工社会保险向农民工覆盖。2006年底，农民工参加工伤险145万人，参加医疗保险200万人。完善农村“五保”对象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制度。2006年底，全省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92.4%，年人均集中供养标准5005元。
六、积极创新农村民主形成，农村民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积极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形式。推进村务公开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三到位”，全面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电算化和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全面实行村委会直选，创造村级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等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形式，推行村干部“双述双评”、村务监督委员会等民主监督办法，大力推进村务决策和管理民主化，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积极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大力推广新时期“枫桥经验”，探索依靠农民群众，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
大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着力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廉政文化进农村。开展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努力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实施集体经济薄弱村办公场所建设，做到全省村村都有活动场所。
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积极探索资源开发、资产管理、资本经营、社区服务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子。针对城市化推进中城郊村集体资产管理和分配出现的新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保障农民享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目前全省700多个村完成了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省财政每年拿出6000万元专项资金，对经济薄弱村村级组织运转和村干部报酬进行补助。
全面建立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从2004年起连续三年从省、市、县、乡镇四级机关抽调机关干部，为全省每个行政村派驻1名农村工作指导员，履行村情民意调研、政策法规宣传、富民强村服务、矛盾纠纷化解、民主制度规范、组织建设督导等六方面职责。积极推进乡镇农村工作指导员专职化，60%的乡镇建立了专职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
七、大力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
大力推进下山搬迁脱贫。省政府每年都把下山搬迁5万人作为政府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把下山脱贫与工业化、城市化结合起来，以高山远山区域、重点水库库区、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整体搬迁为重点，依托县城、中心镇和工业功能区建设下山移民小区，促进下山农民进城落户、转产转业，实现易地致富。推进整村搬迁，加快下山脱贫小区建设，对搬迁村庄的交通、水利、通讯等项目资金应转用于下山脱贫小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以小户型、农民公寓、廉租房等方式，降低搬迁成本，促进低收入农户搬迁。2003-2006年，欠发达地区共下山搬迁农户8.2万户、29.71万人。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完成下山移民3.93万人。
促进低收入农民转移就业。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部门协作、企业参与”的方式，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就业致富。2003-2006年，欠发达地区共培训农民244万人次，40.3万农民通过培训实现了转移就业。开展低收入农户普查，建立低收入农户档案，推行“一户一策一干部”的针对性扶贫。鼓励企业定向招收农村低保户劳动力，符合条件的企业享受促进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政策。
大力推进产业化扶贫。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大对扶贫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选派科技人员到欠发达乡镇任职，2003-2006年，共到位专项资金3184万元，实施科技项目665项，引进新品种新技术2474个，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同时，积极利用欠发达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优美的生态资源，扶持发展来料加工业和休闲旅游业，促进农民增收。仅2006年一年，211乡镇年规模型来料加工企业吸收劳动力7.2万人，发放加工费2.2亿元。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结对帮扶的力度。发挥“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优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特色产业培育的财政扶持力度。“十五”时期，省级财政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及海岛地区的支出累计达336亿元，年均增长17.7%。深入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加强区域协作，引导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组织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
八、不断深化城乡配套的体制改革，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加快建立
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今年全省2/3的新增财力要用于民生问题。2006年，全省各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373.5亿元，比上年增长19.9%。今年，全省财政预算内“三农”投入预计达417.6亿元，比上年增长11.8%。农村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支出成为财政投入的重点。加大对乡镇尤其欠发达乡镇的转移支付，提高基层政权的运转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
率先终结农民“皇粮国税”。按照平等城乡居民税赋的要求，以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为取向，自2001年率先停征欠发达地区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起，从局部地区到全省范围、从少数税种到全部税费、从“减调改稳”到全面停征，率先迈出免除农业税收的破冰之步，2005年全面停征农业税收，成为全国第一个终结农民“皇粮国税”的省份。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进以改革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县乡财政体制和化解乡镇债务、建立村级组织运行机制为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增强乡镇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基本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基础。完善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建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省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免费义务教育实行全额转移支付。加大对村级组织的财政扶持力度，省财政安排6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经济薄弱村的村级组织运转。
着力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村新型合作金融体制基本建立，农村信用社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信贷主力军作用。针对农业种养大户投入增多、风险增大的趋势，2005年开展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试点，首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共保经营模式，2006年12个县开展试点，今年又扩大到32个县市。2006年推行政策性农房保险制度，至2007年2月，全省已有757.1万户农户参保，参保率71.7%。支持和鼓励创新信贷支农产品，推进林权抵押贷款，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方式，增加农村小额信用贷款供给。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在不断增加公共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开展万家工商企业与村结对，以经济顾问型、产业带动型、合作开发型、直接参与型、公益捐助型等方式参与新农村。开展万个城镇文明单位与村结对。今年上半年，工商企业和社会各界资助新农村建设金额达到5.3亿元。实现万名科技人才送科技服务到农村，浙江大学、浙江工大、浙江林学院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纷纷与地方建立共建新农村。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民间慈善组织、企业家纷纷开展扶危济困，弱势群体得到及时救助。
你在退休后，是想回农村生活还是住在城里？ 为什么？
作者：胡冬香
1840 年鸦片战争后，我国园林历史进入一个以公园为标志的新阶段。首先，在沿海开埠城市出现租界公园，以满足侨居中国的洋人生活所需。其次，少量私家园林的部分开放，西化的活动形式融入传统的园林文化之中，适应了社会环境变化的需求。最后，中华民国的成立为城市公园在中国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政府将公园建设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子，为公众集会提供场所，满足国民对民主新生活方式的需求。任何一种文化的流变、文化新质的出现，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近代转型，城市公园的形成过程同样如此。一、租界园林的出现，公园文化的兴起1.租界的产生与公园文化的引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殖民者在部分城市，尤其是沿海开埠城市划出租界，出现了城中之城。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市政管理及审美情趣等都带入租界，使之成为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化拼图。西方侨民为闲暇生活所需，带来了西方的公共性活动场所形式，城市公园就是其中之一。在城市公园文化的原初理念中，公园是为所有阶层的人们进行健身休闲的场所，这也是西方城市公园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目标不过是一种空想。因为建成后的公园，同时也被看成是社会提升与社会控制的工具和一种社会推动力，于是，最初的平等性目标失衡了。公园成为中产阶级与上流阶层向社会推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道德准则的空间，尤其是强迫工人阶级接受这种标准，否则就采用监督与强制措施，甚至以犯罪行为论处,进而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公园文化一旦输入到殖民地国家，则深深地烙上了国与国之间歧视的印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园，更不可能实现为所有人服务的初衷，租界范围内的公园只不过是殖民者文化入侵的一个手段，是少数殖民者的乐园。2.公园文化与传统园林文化的碰撞中国传统园林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下，凝结了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以自然的艺术性为主要特征，较少有直接表现社会建构的一面。喜龙（Dsvald Siren）在《中国园林》一书中写道：“中国园林作为一种典型的风景园，比其他公园式园林（指西方）更具有作为艺术品的特点，或者说更符合一个艺术品的要求。它不是对自然的直接模仿，也不是对自然景物抽象和变形的结果，而是对大自然的感情所引起的艺术构思和概念的表达?最精彩的是它具备了出自天然的艺术杰作的韵律。”然而，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殖民者在中国租界内建造公园，不只是在建园风格上完全西化，而且在园内活动方式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上具有极大的不同，甚至以能否进园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这种新型园林形式的出现，与中国传统园林文化发生了强烈碰撞:一方面，公园的开放性(尽管当初只是对殖民者开放)及所谓民主意识的表达与传统园林的私有性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政治干预造成国与国之间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抗。从较早出现的租界公园的发展可窥见一二。我国最早的租界公园建于1868 年，今黄浦公园，上海人称之为“公家花园”或“公花园”，当年称外白渡公园。此园按照英国的园景风格设计，园中布置，仅有音乐台，西式亭子、草地，并在路边安置了供游人休憩的座椅。光绪年间，增添两个喷水泉，在其一假山前，有两个相倚拥抱撑伞的童子雕像，伞顶上喷水，当时也算新奇。此外，园内还引入了时人不多见的欧洲洋花卉品种。园景虽不多，但也算得上是新鲜事物，人们都有入内一游之兴，帝国主义者却在入园须知中，写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侮辱性语句，由此激起中国市民的强烈愤慨，这也是中西园林文化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后来经过四十多年的交涉和抗议，才向中国人开放。对于没有特定精神依恋的殖民者而言，所占据的租界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是一个有待用异国梦想与意识形态着色的开放区域。而这些梦想——抑或是妄想，在这片土地上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些入侵者抢夺土地、使用土地，但不会考虑太多的长期影响，于是无序出现了。殖民者对中国城市空间的肆意分割，广大人民群众受到强势文化的欺凌，殖民者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加深，同时也加强了国人的斗志。传统文化要自强，同时也要“师夷制夷”，而且国家朝民主化方向发展，都为公园文化的拓展提供了契机。二、私家园林公园化，公园文化的拓展1.私家园林产生的社会环境及其变迁一般认为，中国古典私家园林在魏晋时期已经形成，当时黑暗的政治形势加上频繁的战乱，造成隐逸之风在缙绅、文人与官僚中广为流行，从而纷纷营造出一方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园林空间，以求“乐放逸”、“好林薮”、“避暑烦”、“寄情赏”。因此，古典私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拥有封闭之特性，清幽之意境。尽管宋以后，私家园林曾有过“洛下园池不闭门”、“遍入何尝问主人”的开放式园林空间的痕迹，但那只是“春秋佳日”等特定时段与特定人群的短暂聚会，丝毫没有影响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制度下累积、承袭而成的园林封闭、清幽性格的连贯性。然而，到了19 世纪下半叶，中国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在19 世纪末的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营造出了古典园林转型的“沃土”，公园与私园之界线在逐渐模糊。19 世纪60 年代到90 年代产生的“洋务文化”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陈代谢加剧，中西文化的嫁接几乎遍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私家园林公园化就是中西文化不和谐对接的结果，中国传统园林的近代转型也由此初露端倪。一方面，上流阶层、代表中国文化前进主流的文人、士绅，对自己所属的私家园林开始实行洋化处理另一方面，从本国现实出发，向列强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是国人自强自立之必须。1904 年天津《大公报》在报道南京修建公园时说“金陵下关商埠将兴，兹有某显宦在彼购买荒地多亩，依照上海张氏味莼园形式，建造公园一座，供人游览。刻已兴工赶造，落成之期当在明春桃月”。这篇报道从标题到行文，使用的都是公园这个名词。这表明当时在少数大城市中，已有私人开始修建公园，以尽公益之责。2.私家园林公园化的特点19 世纪末期，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私家园林的洋化与商业化不可避免，上海张园是当时较早开放的私家园林之一，园内的经营与活动具有典型性。张园地处现今南京西路之南、石门一路之西，旧址在今泰兴路南端。这里原先为一片农耕地，1872 年至1878 年，英商格农在此租得土地20 余亩，建成花园住宅。1882 年，这块园地由寓沪富商张叔和购得。张氏取晋代张翰不恋官位，退隐山林的著名典故，将园林命名为“味莼园”，时人称之为张园。 张叔和接手该园后，将整个园区面积拓展到60余亩，一跃而成为当时私家园林之首。园内风格西洋化，种树莳花，设表演各种戏曲和歌舞节目的专业戏台，布置各种新潮的游艺设施（图1），并构筑有“海天胜处”等楼房，电影院，照相馆（图2），商场，中西餐馆及各种零食小吃摊一应俱全。清末名人孙宝王宣在《忘山庐日记》中写道：张园之茶和四马路之酒，是外地人到上海后一定要吃的，因为当时上海夜晚时分最有名的地方是四马路，而白天最热闹的场所则非张园莫属，“凡天下四方人过上海者，莫不游宴其间。故其地非但为上海阖邑人之聚点，实为我国全国人之聚点也”。1892年建成的“安垲第” (ArcadiaHall)大洋房（图3），以英文名其楼，意为世外桃源，表达了对国内动荡局势的回避。整幢高楼宏伟气派，可容纳上千人集会宴客的大厅，使张园成为上海最大也最有特色的私家园林和公共场所。 1 9 世纪末的上海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发展，市民生活方式产生了新的要求。徐园、愚园等一批新颖私家园林的相继兴起，可谓是对西洋文明的一种借鉴和模仿，也是传统的园林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一种转型，张园正是顺应时代潮流而成为当时新型娱乐场所的领头羊。直到1915年和1917年新世界和大世界等更专业的大型游乐场建成，张园的领军位置才被替换，1918 年后渐衰，有记载为据：“张、愚二园，今已湮没不存。”三、政府建公园，公园文化的成型1.政府建公园的实践与发展公园出现的初衷是建设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不分种族、民族、阶层及职业的全民共有的园林。民国时期，公园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成为这一时期园林发展的主要形式。在实践上，不但开放了一些皇家宫苑、坛、庙作为公园，还兴建了公园、墓园等，风格大多为中西混合型，全国新建的公园达数百座。同时，将代表旧势力的传统私家园林及洋人的花园、公园收归国有，开放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园。在学术上， 1928 年曾成立“中国造园学会”；30年代，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开设造园和观赏园艺课程。在制度机构上，1933 年，广州市政府成立园林委员会，同年通过了“规划新建公园12 处”决议案。通过学习西方城市规划方法，引导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居住与休闲分开，从而接纳了公园这一新的园林类型。1890 年，工部局在靠近外滩的苏州河边辟建了—个“华人公园”，以应对由于上海“公花园”对国人的侮辱及霸王行为而引起的民愤。设施虽然简陋，但也可以称得上是国人自建最早的公园之一。民国政府成立后，各城市开始兴建公园。广州在1918年成立市政公所，以旧巡抚衙署地基及征用附近一带民房地基，开辟了“第一公园”(即“中央公园”)。该公园由留法工程师杨锡宗设计，采用意大利图案式庭园布局，呈方形对称形式、十字交叉的道路系统。以后又建成汉民、观音山(今越秀山)和东山等公园。在厦门，1926 年堤工处选择魁星河边土地，又并入了原道尹公署的园地，筹划辟建公园。园内除林木绿地外，还设计了运动场、戏园、游艺场、动物园。1931 年，此园建成，取名为“中山公园”。这一公园“为厦门市容增光不少”，并有“华南第一“之誉。在福州与宁波，1927 年也均开辟了以孙中山先生之名命名的“中山公园”，向社会大众开放，公园文化在中国基本形成。在这之后公园建设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而在建国前有所缓和。2.公园文化的中国特色概括起来，近代中国公园文化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1)继承传统。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产生除了政府建造外，最大多数是由传统的私家园林、历史风景名胜区改扩建而成。总体而言，受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及历史传承支配的传统理念仍然占主导地位，公园布局极少有照搬西方规则式创作的，大多仍以自然山水为模板，局部撷取西方园林构景要素，如开敞的草坪、规整式花坛及雕塑等。(2)融合西学。公园的出现一反传统园林封闭雅致的性格，向开敞、大众化及世俗化方向迈进。吸收资本主义园林思想的合理内核，在公园内增加游艺、健身、教育等公共设施，如公共图书馆、讲演厅、博物馆、游戏场等，形成集休闲、娱乐、教育于一体的新式园林，充分表达了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与时代精神相吻合。(3)社会转型的表达。随着市政建设的出现，公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民国9 年(1920年)前后，汕头市政当局对汕头小公园地区作了规划，并据以进行建设。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主持市政时务者在制定城市规划时，考虑了公园的建设，只是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实施。另外，在公园的建设风格与内容上没有阶级或阶层的差别，公园内人人平等，真正成为人们休闲、聚会之所。有资料记载为据“在现在的中国里面若要找一个较自由及平等的地方，请你到广州去，第一公园(中央公园)不要买票，谁都可以进去观赏，哪里有什么贵族与平民之分?”四、结语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中西园林文化的相互融合、影响园林发展的内外因子的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近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园文化的成型，并最终形成以公园为主要形式的园林发展模式。深刻理解园林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探索园林发展自身的客观规律，对我国当前及今后园林发展中国特色的探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是全篇的~~
“让我爸妈住到农村之后，现在亲戚朋友去看，都说他们都变了个样。”陆先生说，“穿着随随便便，常常挂着泥土，不像以前总是那么体面，就像是天天在地里干活的普通农民。但是他们身体更好了，家里天天都能吃上自己种的绿色蔬菜水果，都不愿意再回城里住了。”
随着农村的年轻人进入城市工作，京郊的空房多了，一些北京退休老人租下农村院子，享受田园之乐这种城市里体会不到的养老生活。种地、爬山、游山玩水变得非常方便，而子女们则眼看着老辈人在劳作中有了更健康的身体。
物产丰富全都绿色
小陆先生两年前在房山区窦店附近的一个村子中，为父母租下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子总面积有近千平方米，包括8间坐北朝南的平房。这样一个院子每年的租金才1万多元。“是父亲提出的，他说年轻时候就想好啦，老了之后，就要过农村生活。”
老陆先生能有这样的想法并非偶然，想当初一家人住在菜市口附近的平房里，10平方米的小屋子挤着三口人，直到接近退休的年纪平房拆迁，一家人都搬到了楼房里。用老陆先生的话说，“蜗居了一辈子，城市生活过腻了，早就羡慕农村的生活。”
刚刚租下院子的时候，院子里乱糟糟，能看出已经闲置了多年。“房主一家的土地种上了树木不用伺候，孩子在北京城里买了大房子，工作挺忙，干脆把父母接过去养老，农村的院子也就空了。”今年66岁的老陆夫妇不求人，自己动手收拾院子。“我们俩都赶上了上山下乡，虽然不是农民，但这点儿活都会干。”
当时是开春之时，把父母送到这里，又运来一些锅碗瓢盆扫帚簸箕，小陆先生就回到城里开始了新一星期的工作，临走前嘱咐父母千万别累着。短短一个星期之后他再来到这里时，发现小院子完全变了样。偌大的院子曾经堆放着很多杂物，这些东西都被清理到院子一角，原来院墙边还有两棵李子树；房屋里发霉的味道都没了，干干净净的床单铺着；院子里的土地已经翻过一遍，竹竿木料做成的藤架篱笆正在施工。
一个月之后，院子里又彻底变了样，西红柿、茄子已经长出的小苗，南瓜、葡萄、豇豆爬上了架子，地上跑着半大的小鸡。老陆先生搞来了一辆小三轮，一个星期三四次拉着老伴跑附近的几个大集市。“我担心他们适应不了，没想到父母真的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干。”
骑车十多分钟就能来到野山脚下，天气好的时候，老陆会带着老伴上山走走，或是到山上接些山泉水带回小院做饭用。很快第一个收获的秋天到来，老陆请来了亲家，加上小两口，六个人在院子里的藤架下面吃了顿舒服的自家饭菜。临走的时候，两大箱自家的柴鸡蛋是礼物。
如今第二个夏天来临，老陆先生和村子里不少老人都混熟了，在街坊们的指导下，菜园子种类更丰富，那两棵李子树，一入夏就开始挂果，成为新的礼物。更关键的是，老陆先生和老伴现在猫着腰在地里干活，干上小半天都不觉得累，这才是小陆先生最最得意的变化。
小陆先生也在去年有了孩子，一岁多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从小就学到了城市里学不到的东西，土地宽敞，孩子跑来跑去都安全。”老少三代一家人，每到周末就来到这里，除了冬天最冷的时候回到城市里的家中，二老都已经习惯了农村的生活。
吸引亲朋的聚点
马曜先生今年57岁，他还没离开工作岗位，尚在城里做着自己的生意；而他现在最向往的晚年生活，就是像父亲一样，在郊区过自己的田园生活。
年轻时候随着军工厂“转战”各地，老马先生婚育较晚，自己今年已经90岁高龄。除了马曜，他还有三个女儿，都已经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一家人生活都不错，城里除了自己居住，还有房屋能出租；儿女们都孝敬老人，每天都会有人到家里陪伴。
但马曜先生更愿意让父亲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早早就看出京郊农村更自由、更舒适，所以十年之前，就让我给他租了个小院。”马曜通过工作关系找到了一户房山区琉璃河附近的村民，七分地约合450平方米的小院子，当时一租20年，平均每年的租金才3000元。
考虑到当时父母也已是80岁高龄，马曜没敢让老两口来收拾院子，而是自己开着车，从城里找来家政工人带着去拾掇。最初的那一段时间里，除了马先生，他的亲朋好友也常常跟着开车来到小院，打牌喝酒聊天，玩得不亦乐乎，“农村对城市里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父亲安顿在这里之后，考虑到父母高龄的特殊情况，马曜就和几位姐妹约定好了照顾父亲的方式。“作为唯一的男孩，我肯定是首先要负责的，每个周末必须在老人身边度过，平时工作忙，几个姐妹轮流在父母身边陪伴。”自己在生意上事业有成，马曜不愿亏待姐妹们，“父母卧室里有两个抽屉，左边的抽屉常年放着2000元钱，买菜做饭用，少了我就添上；右边抽屉里，我每个月放进去4500元钱，姐妹们每照顾一天父母，自己从里面拿走150元钱。”
本来想以经济让姐妹们分担照顾老人，没想到长沟湿地公园建成后，大家抢着来陪伴老人生活，马老先生老两口常年身边不仅有女儿，还有外孙外孙女，周末则是儿孙或者全家人团聚，一起逛逛湿地公园，吃吃老两口的农家菜，“钱是次要的，多少钱也买不到家庭和睦。”
感受专业园艺之乐
在大兴区青云店镇的小谷店村，有一片格外特殊的田地，这片土地上不长吃的，而是种满了葫芦。盛夏时节，葫芦上都套好了模子，秋天他们便会成为专用的鸣虫葫芦。
这片葫芦园的主人李国良先生，今年67岁，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十多年前他租下了这里一处荒地，“价钱便宜，我这个人爱玩，一口气租了20年呢。”
李国良介绍，自己一直在二商系统上班，年轻时候开着车全国跑货源。后来单位改制，他也闲了下来，便琢磨着在京郊种葫芦。世代居住北京，他喜欢老北京的玩物，当年还曾在老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做过买卖，对这些东西相当内行。
来到小谷店村后，他先后在荒地上搭起了十多个葫芦爬藤的架子。别看“玩”得专业，干起来也不轻松，遇上一场大雨，可能今年“颗粒无收”；即便是天气晴好，三天一遍药，每天仔细观察长势，并不轻松。但是有着“爱好”的心情，“再累也觉得高兴。”
随着李国良的葫芦逐渐被文玩爱好者认识，他也成了小有名气的葫芦种植者，京城各地的葫芦迷时常来找他，甚至定制一些葫芦和周边用品。“好的年份，葫芦挣钱比工资养老金还多。”
随着年纪增大，他倒越来越不看重这葫芦带来的经济效益，而是把这里当成了养生空间。十多个藤架的葫芦如今缩减到了三个，“再多就干不过来啦。”他也把更多时间放在了种菜、种果上，咱城里常吃的东西，西红柿、茄子、豆角、大葱……几乎小小田园中都有种植。年轻时候走南闯北，从外地来了的“磨盘枣”树枝，被他嫁接到了院子里的小枣树上，如今每年结的磨盘大枣，也是北京难得一见的稀罕物。几棵枸杞已经挂上了黄豆粒大小的果子，在院子里聊天的时候，李国良顺手揪下几个，放在嘴里嚼起来，“甜的。现在讲究养生，可是有几个人能有咱这条件，天天吃鲜枸杞啊。”
“离开城市，发现农村生活一点儿都不差，城市里节奏快，越来越多的人有田园生活的情怀。”藤架下趴着小猫小狗，农村里夏天没有那么热，这块地方也是家人朋友的聚集地。交通方便了，亲朋好友带着酒开着车来找他，小院里喝喝茶吃吃绿色蔬菜，锻炼了身体，呼吸了清新空气。
几位受访者都谈到，这种养老模式很适合城市里的老人，不过老人的身体最好健康一些，才能更多享受到农村劳作的快乐。小陆谈到，一些京郊农村打工者较多、留守老人较少、空房空院较多的，可以把房源组织起来，更正规地出租给城里人，“我非常看好这种养老模式的未来。”
而在马曜的带动下，他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为老人在京郊寻找类似的院落养老。马曜注意到，有的人甚至和出租房的农民签订了“买房合同”，即买断使用权，这是因为有些农村老人没有儿女的话，更愿意一笔钱“买”到整个院落。不过以一个常年农村租房者的角度看，他提醒大家这种模式不如普通的租房，“因为按照法律，宅基地是村里土地，不能随意‘卖’给城里人，万一日后出现纠纷，这种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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