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利润与销量是不成正比的。我圈子里拉三位出来做例子，一，老何做pu包包的，每天1-3千单，每个包包3-5块，多的有10块利润之间不等。仓库四个发货人员，四个客服，一美工，一推广，一经理，自己开车，做营销，靠靠流量做销量。120百平的小楼5层，有四层是仓库.差不多3百万的囤货，一层办公。二，小林做服装的，高仿，某宝账号只是幌子。每天三五十单，一单平均500-800利润有的上千都有。自己一个人，没有存货，每天卖多少，当天拿多少纯粹钻空子。三、小海做特产精品的，靠几年口碑积攒，完全无需要做流量营销，每天都有1-2百单，每单几百到上千，有几十～1-2百利润，两个人，货由码头水，船直接产打包，只需要有个去监督，贴单验收。三个卖家，那个收益高，那个有底气，那个可以后续有力，一目了然。以上故事2017年还在。18年老何做不下去了流量贵，利润低，人工高，转行了，小林，被查封了。19小海每天已经稳定在300单以上，依旧两个人，很多买家直接电话，微信下单，看不出什么热闹，其实已经小发了。
供给侧改革真的能解决中国问题吗
2月16日，物流行业传来一个重磅消息，京东物流正式向香港联交所递交招股申请。据招股文件显示，截至2020年，京东物流共有员工超过25万，其中仓储、快递、客服等一线员工超过24万。
熟悉京东的人都知道，在京东工作满5年的老员工叫“大佬”，工作满10年的叫“超级大佬”。在京东物流的一线员工里，“大佬”“超级大佬”所占比例不小，还有不少人和公司一起携手走过了14年。
如今，站在IPO的新起点上回望，我们特意回访了那些从2007年就加入京东物流的他们，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
买房买车，很多人在京东完成了所有愿望
赵强依然清晰记得2007年5月12日加入京东时的场景。在那之前，他已经在北京“漂”了7年。加入京东后，他最初在北京凤凰岭附近的库房做拣货员，2010年根据公司安排到济南做大家电运营，2016年回到老家四平公主岭，负责四平公主岭营业部的工作，一直到现在。
赵强记得最初那两年，公司库房管理不像现在这么规范和智能化，商品入库、出库都是靠人工记录，取东西全都是凭记忆，当时做梦都在记商品的摆放位置。而商品来回搬运也都是靠人力，最猛的时候，他一周走坏了一双鞋。但在赵强看来，大家虽然累，却也开心，因为大伙心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心向着一个地方使劲，而且每个人都很努力，互帮互助，从来没有人去计较谁做得多与少。
2010年，京东物流要拓展在山东的大家电业务，赵强主动请缨离开了北京。“当时公司问我们有谁可以去济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没问题，根本没有想：为什么要我去？离老家会不会太远？去那之后会不会不适应？因为我觉得京东就是家，家里有需要，那就义不容辞。”
赵强说，刚到京东工作那会，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赚钱买套自己的房、买台自己的车，这些在京东真的都一一实现了，2012年他在公主岭买了房，2016年又在沈阳买了房，同时买了车。巧合的是，赵强的孩子也是在2007年出生，他常开玩笑说儿子和他在京东的司龄一样，这就是他们一家人和京东割不断的缘分。
回想过去的十四年，赵强特别感慨，“在京东，感觉每一天都有新东西、都有新变化”。入职京东前他连电脑都没怎么接触过，来公司后，除了工作，还能参加定期的培训课程，例如智能快递车、地狼、全自动分拣线等，这些都有专门的课程，“只要想去学习，京东就会像‘家长’一样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
有人干到退休，也有人成了整个小区最挂念的人
在京东物流，有很多像赵强这样会继续前进的，也有人在这里，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职业生涯。2020年7月15日，京东快递成都营门口营业部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退休仪式。头发已经微微发白的快递小哥何光权被鲜花、气球、蛋糕、掌声围绕着，当天既是他60岁的生日，也是他的正式退休离开快递行业的日子。在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7.62岁的行业，何光权坚持了10年，带出了近100个徒弟，送出了近30万单包裹，配送总里程足以绕地球6圈。
何光权所负责配送的区域，也是成都老小区颇为集中的地方之一。何光权对人客气礼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年轻客户口尊称他为何大爷，老客户则亲切的叫他老何。10年来，老何一直坚持每单快递都打电话通知收件人，平均一个包裹要打1.5个电话，也是在这10年里，何光权打坏了10个手机，换了3辆车。
面对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何光权显得十分不舍。他坦言自己在进入京东物流之前，负责过安保工作，开过餐馆，走过北京，闯过上海……但最终在物流行业坚持了下来，一干就是近10年。
14年来，无数京东小哥实现了和京东物流的共同成长：有人在这里安家立业、置房购车，带着全家人过上体面的、有奔头的生活；有人通过拼搏努力，获得了省市甚至国家级别的荣誉，例如“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实现了自我价值和理想。
赵强、何光权和王冠军只是京东物流24万一线员工的缩影。有媒体曾评价王冠军，在业主挽留背后，是企业“善待快递员”的链式反应，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里，这难能可贵，堪称范本。而对于即将IPO的京东物流，物流行业专家杨达卿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电商物流从业群体，京东物流作为直营式物流企业的代表，其对一线从业者的重视和建立的稳定关系，对于改善中国物流市场的从业环境有着标杆意义。
考不上高中怎么办？
供给侧改革真的能解决中国问题吗？
最近，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话题成为当前社会讨论的热点，比如，有专家说投资、消费、出口是需求侧改革的三架马车，也有专家反驳投资属于供求侧；为了保持对称性，有专家说劳动、资本、技术是供应侧三架马车。理论终归是理论，困扰在中国经济问题一直再有，而且越来越多，积累到今天，绝不再是简单需求侧还是供应侧入手解决的问题。因为30年来，我们一直逃避经济发展本质：技术创新。
一、马克思《资本论》中还原社会大生产基本原理：
1、社会化大生产正常运转，必须保证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能够可持续循环下去。
2、生产和分配构成供应侧，供给侧结果产生产品（含服务）；交易和消费构成需求侧，需求侧需要有消费能力支撑；显然，社会化大生产运转关键是产品=消费能力，保持平衡。而这个平衡是动态的，螺旋桨上升的。一边是产品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品升级来满足人民消费能力提升，而消费能力提升又促进产品升级换代。
3、当前产品与消费能力无法匹配是第一矛盾，这里可能表现为产品过剩和消费能力不足。产品如何取决生产力水平，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表现为机床、流水线等，生产工具上当前表现为传统工具与智能工具之间的矛盾。比如机器人等都是智能工具。如果采用大量机器人，一方面失业率上升，影响人民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购买机器人会推高企业成本，至少短期成本会上升的，而且中国多数企业都是基于眼前利益的，显然技术创新受到阻碍。
4、生产资料表现为土地、原材料、劳务等生产要素，当前土地、劳务成本达到历史高点，其中土地（租金）价格由公共部门垄断，造成商业地产租金水涨船高，这也是推高房地产价格元凶，同时也造成老百姓买房难，消费能力不足；劳务成本自2008年开始年年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推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土地租金和劳务构成企业的主要成本，并且高居不下，企业要生存下去，必须降低成本，显然只有原材料可以下手了，比如汽车制造业上偷工减料、车辆暗中减配等等都是降低成本，由于于新材料成本很高的，以房地产为例，如果采用节能环保材料，房价变成别墅价了。土地或租金价格不能降，否则影响银行业。生产资料上表现为公共部门利益与私人部门利益产生了矛盾冲突。
5、我们再看需求侧，缺少消费能力支撑。也就是人民消费能力不足，这里出现两极分化，对于小众来讲，有消费能力，比如出国买奢侈品，马桶盖等等；另一方面对于大众来讲，倾向消费低端产品，于是成就了淘宝、京东等电商。对于国民经济来讲，主要依靠大众来消费，促进生产。为什么大众购买以低端品为主呢？显然这是人民消费能力决定的。当我们和80年代对比，现在工资收入是提高了，但实际购买力未必有80年代强，实际上消费水平下降了，在加上社会保障带来困扰，比如医改之后看不起病，即使有医保，其实有医保治疗费用比没医保费用还要高，药房里居然也可以用医保卡购买米面粮油，这说明什么？医院、药房和病人共同套取医保保障，为什么，老百姓还是消费能力不足，医院运营成本高。需求侧表明当前社会保障水平低与人民消费能力形成矛盾。现在社会情况是孩子读书读不起，一个幼托都在1000元以上，看病更是看不起了，得了大病几乎要倾家荡产，更不用买房了，正是社会保障水平低，大众不敢去消费。
二、当前中国问题是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问题，造成了产品与消费能力无法持续下去。
1、产品是低端产品过剩，30年来中国培养众多的商人，但称得上企业家寥寥无几。社会上商人多了，意味大家都是投机而不是投资。因为投机是零和游戏，并不给社会带来财富增长。比如马云、李嘉诚等充其量是个商人，但不是企业家。而投资一定是基于技术创新作为基础保障的，唯有依靠技术创新才会带来财富真正增长。
2、消费能力表现为大众消费能力低，主要就是大众社会保障水平低，解决不了大众看病、子女读书、养老等后顾之忧。
最后，老何引用咔嚓院长在（微信公众号：蓝血研究）《华为的研发投入经费相当于A股400家企业总和》文中观点，来看看中国创新能力有多么可怜：
2014年华为研发经费，超过台湾台积电+鸿海+联发科+联电+纬创的总和；
2014年华为研发经费，比A股154家化工+166家机械设备+14家机床业（十二五拨款）+67家医药近400家企业的总和还多几十亿；
2014年销售收入：华为2882亿，腾讯789亿，阿里708亿，百度490.5亿；华为超过BAT的总和；
2014年纳税：华为纳税337亿，BAT最高的阿里109亿，华为超过BAT的总和。
口号再响，不如华为默默耕耘，李嘉诚、柳传志、张瑞敏、马云等因追求商业投机或远离产品技术创新，已经越走越远。 可惜，中国只有一个华为，实在太少了，正如董明珠所说，马云有一个够了，但董明珠可以多有几个，就是这个道理。未来中国能否走出困境，看两点就够了：一个是中国技术创新每天捷报有多少？另一个就是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利益如何二次分配，换句话说公共部门二次利益分配是倾向小众还是大众，如果我们能看到公共部门越来越多倾向私人部门或大众分配，中国就有救了，重庆其实就是个成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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