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中产阶级的划分是按照4个标准：收入、职业、教育、生活水平。一部分年轻人的教育和职业能达到，收入和生活水平没有达到。这部分人可称为“边缘中产阶级”。 根据本刊采访调查，“边缘中产”呈现两个特点：一个是知识层次越来越高；另一个是受户籍困扰，农村中走出的精英的“双漂”现象已经相当普遍。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高房价成为阻碍“边缘中产阶级”人生晋级的最大障碍。 记者试图发现这个新群体，描述这一群体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 “高知”蚁族 2007年至今，廉思对于“蚁族”的跟进式调查，已经6个年头了。这6年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都发生了很多改变。 6年里，廉思读完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到了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担任副教授。廉思的身体开始发福，廉思课题组的团队换了一拨一拨的人。 “蚁族”曾经大量聚集的唐家岭拆了，电视剧《蚁族的奋斗》中的唐家岭只存在于一代“蚁族”的记忆中。后唐家岭时代里，当年的“蚁族”一部分散落到北京城市的各个角落，一部分去了外地或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关于奋斗的故事换个场地，继续上演。 廉思最新的调查发现，“蚁族”的变化让人喜忧参半：群体规模在增大，学历层次在提高，聚居类型在变多，经济状况在改善，权益保障在增强。另外据廉思的调查数据，“蚁族”群体中研究生学历比例又有所提高，达到7.4%，“硕蚁”正成为一种新趋势。 然而廉思也发现，“蚁族”的住房条件依然差，生活环境依然存在隐患，社会不公平感仍然强。正是对于“蚁族”现状的担忧，让廉思一直保持对“蚁族”的持续关注。 城市新移民 廉思的思路是在不断地调研过程中随着调研主体的变化而形成的。 随着调研的深入，廉思发现“蚁族”的范围开始扩大，与白领的重合度越来越高，相当一部分人“白天是白领，晚上是蚁族”，他转而开始关注“白领”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发现“蚁族”和“白领”大都属于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形成的移民阶层，于是他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青年移民群体中的第三种人—农民工。2012年5月到10月，廉思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北京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正是在这些循序渐进的调研中，他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城市新移民。 由廉思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年出版。在“转型"三峡"中的新移民宣言”一章中，作者将“城市新移民”定义为：年满16周岁且1980年以后出生，在城市工作、生活而没有取得该城市户籍的中国大陆地区居民。“户籍”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研究报告指出，这一群体具备“双重边缘人，难融入城市，难重回乡土”、“群体规模庞大，内部分层且联系紧密”、“舆论表达锐化，争取话语权利”、“住房条件较差，聚居特征明显”等特征，明显区别于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 廉思在近6年对新生代移民阶层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白领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和需求最高；其次是作为第二梯队的“蚁族”有可能融入，因为有上升的可能性；最后是农民工，他们最不可能融入。 根据廉思课题组的保守估算，当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数量高达1.5亿人左右。他们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他们既有青年的特点，也具移民的特质，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梦想与现实间彷徨奔走，在机遇与挑战中艰难前行。 “知识”与“力量”渐行渐远 廉思认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第一个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第三个是以中国内地城镇化率突破50%为标志的城镇化拐点。这三个拐点的同时出现，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指标性信号，使转型的中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对当代青年而言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在2009年出版的《蚁族》一书中，廉思首次提出“蚁族”的概念，第一次向社会揭示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廉思认为，“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 从八九十年代农民工的艰难生存状态，到21世纪初“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成为弱势群体，再到近几年“蚁族”和“白领”的重合程度越来越高，又到现在“蚁族”不断地向硕士毕业生、“海归”等群体蔓延。知识与力量背离的趋势愈加明显。 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层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究竟是什么？ 这也正是廉思研究高校青年教师的深层次逻辑—与“蚁族”相比，高校青年教师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却又处在知识分子里相对低端的位置。 通过深入调查，廉思得出来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在他主编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中，在被问及“您本人是否愿意从事目前的高校教师工作”时，高达68.8%的受访者回答“否”。同时在调查中廉思课题组还发现，该群体最不满意的方面是住房政策，“单位住房分配或卖房补助政策”得分最低。而更为吊诡的是，高校青年教师心目中理想职业比例最高的竟然是公务员。 廉思分析说，当前高校教师的相对经济地位近年来不升反降，日益攀升的生活成本和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已成为影响青年教师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从“工蜂”的例子来看，当前市场对资本要素的青睐，使得知识、智力、技术备受冷遇，这让一些有家庭背景的青年群体拥有了先天优势，和有知识有能力没背景没资产的青年群体之间划出一条鸿沟，同时也堵住了社会中下层“知识改变命运”的上升途径。 廉思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纵向流动艰难，但横向流动顺畅的阶段。横向的快速流动导致新移民阶层的形成，而纵向流动的艰难，也导致了新移民阶层的困境，而随着“知识”与“力量”的背离，这种困境还将不断地向更高层次蔓延。这也正是廉思开始调研“海归”生存现状的内在原因。 “双漂”之痛 归属感，正在成为一线城市众多农村籍高学历人才精神世界的空白区。 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依靠相对贫瘠的教育资源，在高考的独木桥上挤掉无数同龄人，最终获取对于农村人而言最尊贵的城市通行证—考上大学，有的还获得了更高学历。 按照国家政策，他们把户口迁到了就读的大学，毕业时发现，和拥有当地户口的同学“同学不同命”：选择留在一线大城市的农村学子，大部分人的户口无法落在一线城市。而当他们承认现实，想把户口迁回老家时却发现，按照国家政策他们的户口再也不能和父母的户口为伍，要作为城镇户口挂靠到当地的镇居委会。 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户口落不到一线城市也回不到农村老家，他们居住在城市的出租房内，为梦想努力打拼。 我们将这样一群两边不靠的新城市人称为“双漂”一族。 农村中走出的精英 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的媒体从业者苏果（化名）刚刚参加完北京一场名流云集的聚会，会间她还抓住机会采访到一位房地产大佬，与他畅谈中国经济走势。聚会结束后，一身盛装的她拖着疲惫的身躯，乘坐地铁回到自己10多平方米的出租房内。 1983年出生的苏果，来自山东烟台蓬莱的一个小村子，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北京大学，硕士期间还同步攻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双硕士学位。一路过关斩将把名校读完，苏果无疑是农村大学生里的佼佼者。 2011年留学回国后，苏果几经辗转找到了北京一家媒体单位。解决北京市户口，是这份工作对她的最大吸引力。 然而，一个硬指标将她拦在门外—必须要在国外呆满360天。苏果少呆了近2个月。“这个规定是2009年才出来的，而且出得很低调，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很多同学也都不知道。”苏果一脸无辜。 苏果提早回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个留学机会虽是两校的联合项目，但需要学生自掏国外的学费和食宿费用。“15万元左右的学费加上5万块钱生活费，是父亲跑长途货运的辛苦钱。”作为家中老大，苏果那时还有一个妹妹在老家读高中，从小就知道替父母省钱的苏果为了减少开销，在课时结束后就回国了，连论文都是在国内完成提交的。没承想，这一省却省出这么大的问题。 现年30岁的苏果刚刚登记结婚，她和老公都没有北京户口。这让她对未来少了几分安全感，她现在已经在担心将来孩子的户口问题。孩子出生后户口同样只能落回老家，就读和异地高考问题接踵而来。 始于上世纪的“留京指标”，是北京市为了非京籍生源解决户口设立的。2013年，北京市给予应届毕业生的留京指标仍维持在1万个。苏果一度想离开，回到自己的家乡烟台或是婆家无锡生活。 充实而疲惫 当苏果计划前往二三线城市的时候，已进而立之年的李唐（化名）正从二三线城市来到北京工作。 他和苏果有一个同样的身份：就是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不过，他的求学经历要远比苏果坎坷。 李唐来自鄂西南的山区，作为村里仅有的高材生，李唐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每天徒步走三四个小时山路到外边镇上去读初中、高中的不易。由于家境困难，交通不便，他们村里的小孩绝大多数都放弃了求学，外出打工。李唐说，他是幸运儿，靠爷爷奶奶、父母和姐姐五个人不惜一切代价才把他供出来，最终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本科毕业后李唐回到当地的一个大型民营公司上班。然而，企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所在，而这个时候因为家乡的旅游开发使得家庭经济条件有了好转，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选择了读研，来到北京寻找自己的梦想。李唐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北京不是特别看重家庭背景，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至少在北京，我不需要去依附谁，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谈到户口，李唐感到有点受伤：“上大学后，要求把户口和档案从农村转入所在的高校，毕业后我想把户口再转回农村，结果发现只能作为城镇户口落到当地的镇居委会。”这种居民户口其实更多是挂靠的意义，意味着村里面有这个人，但是享受不到分配土地和各项农村补贴。至于土地被征用后的补偿金也和这个人没有关系了。 现在像李唐这样读完大学后失去农村户口的不在少数。按照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户口可以迁出但不能迁入，地方上大多采取给予“居民户口”的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政策被再度明确。公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使得农村户口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但这些李唐已经享受不到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显然，北京位于被“严格控制”的“特大城市”之列。由于北京户籍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直接挂钩，对于北京户口的竞争尤为激烈。“我现在既不可能拿到北京户口，也享受不到农村的"地票"，两边的福利都享受不到。回，回不去；留，留不下来。” 现在的李唐住在北京一个10平方米的出租房内，工资的三分之一交给了房东，三分之一寄到了家里，余下的钱够自己吃饭和最低标准的消费。 “找回尊严” “不甘心”是苏果暂时没有离开北京的主要原因。一位要好的同事知道苏果想离开北京后对她说：“你读了这么多名校，从中国读到欧洲，难道就是为了回小地方安度晚年吗？” 是啊，苏果背负了太多的期望。也因此，苏果开始做另外一个打算，读博。读博3年后，可以应届毕业生的资质有再次获得北京户口的机会。 不过，2013年北京市政府颁布的一个被网友戏称为“年龄控”的政策，再次让苏果的计划开始紧迫起来。此项政策规定：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超过这个年龄限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不能留京。官方对颁布此项政策的原因解释为：调整北京人才队伍年龄结构，优先给年轻应届毕业生更多留京发展机会。 这意味着苏果如果选择从现在开始考博、读博，在35岁之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仍会再一次与北京户口擦肩而过。 一直在犹豫自己是离开还是坚守的苏果，在去年妹妹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还是百般游说其填报了北京高校。苏果此时似乎将自己在北京的难处置身于事外：“北京的机会多，资源多，对她未来的发展有好处。”2013年的“十一”，她带着妹妹逛北京城，看着兴奋的妹妹，苏果忽然意识到，从上大学算起，自己客居北京已经快10年了。 同样是在2013年的“十一”，李唐回了一趟老家，他拿出自己所剩无多的积蓄，给父亲买了一件羽绒服，给母亲买了一双鞋，给奶奶买了一个助听器，给姐姐的小孩买了书包和一堆书。为了供他读书，这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曾为他倾尽所有。 李唐临走前偷偷地把家里的一个账本拿了回来，那上边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他上学以来找别人借钱的数目，虽然现在靠全家人的努力已经都还清了，但他每一次看见，眼前就浮现出父母出去找人借钱时堆起的笑脸。李唐说，每次一看这个账本，他就有了在城市里继续奋斗下去的动力。父母为他上学丢掉的尊严，他要在城市里找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