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河泊所遗址近日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盆地最肥沃的东南湖滨冲积平原，东靠关岭，西临滇池。1956年，在距离河泊所遗址约700米的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金质“滇王之印”，以考古实证印证了汉武帝赐印封王的历史事件，标志着滇国从相对独立的酋邦转变为汉王朝郡县制下的特殊政体。
如果说金印是古滇文明的瑰丽象征，那么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与封泥，则是中原制度在边疆落地的直接见证。
封泥是我国古代简牍文书或物品捆扎结绳处的泥团，通常盖着主人印章，既能标识来源，又能防止被私拆。一般来说，官方文书资料会采取焚烧、填埋等方式集中销毁，在焚烧过程中封泥发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下来。
封泥作为汉代文书行政的实物见证，在河泊所遗址出土近2000枚。“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官印封泥的发现，表明汉中央王朝在滇国故地设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国”“滇王”国号及王号，并以“相”相辅进行地方治理。这种行政管理模式既保留滇王“复长其民”的传统权威，又通过郡县制将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系。
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包括“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刺史”“益州太守章”“犍为太守章”等与滇国、益州郡、益州郡下辖县、益州郡周边郡治有关的官印封泥，是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实施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证实了《史记》《汉书》中“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的记载。
在河泊所遗址的系统发掘中，大量简牍的出土堪称里程碑，这是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迄今考古发现的最多一批汉代文字资料，其中1.4万余片有字简牍记录了两汉对云南边疆的治理体系，堪称汉代边疆治理文献的“档案库”。
蒋志龙介绍，简牍内容涵盖政区建制、赋役制度、司法运作等核心领域，如已辨识出的“律高”“谷昌”等益州郡下辖县县名及“县令”“县长”的不同称谓，印证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的行政规范。
简牍中发现的“滇国”“滇廷”“滇丞”等记述表明，益州郡设立后，汉代分别设置了以滇王和益州太守为首的两套行政治理体系，对西南边疆进行郡县制治理的同时，实行“因俗而治”“复长其民”的初郡治理体系。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还填补了汉代社会基层结构的空白。蒋志龙介绍，“都乡君薄里”这批珍贵简牍完整再现了汉代西南地区郡、县、乡、里四级地方行政区划和组织层级，弥补了西南边疆基层治理传世文献的不足。
河泊所遗址考古成果表明，这里既是古滇国都邑，也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更以出土的封泥、简牍等实证，串联起我国西南边疆从多元文化到国家一体的历史脉络，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策划：伍晓阳 胡国香
记者：严勇
设计：姚锦声（实习）
统筹：邱世杰
学术指导：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