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至清代，遂宁诗人辈出，他们领一代风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唐代陈子昂，开盛唐一代诗风；宋代王灼，其《碧鸡漫志》在宋代词话中最具学术价值，收入了《四库全书》；元代谢端，是蜀中著名文学家，《元史》有传；明代黄峨，是著名女散曲家，人称“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可与李清照媲美，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对黄峨的《寄外》诗，赞不绝口；明代吕潜，今存诗400多首，系诗书画三绝奇才，为宰相吕大器之子，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对吕潜诗很欣赏，现代大画家黄宾虹对吕潜十分推崇，称吕潜“文章气节，彪炳宇宙。”清代以“蜀中诗人之冠”张船山为首的三弟兄诗人(船山及其兄张问安、其弟张问莱)、三妯娌诗人(船山妻林颀、问安妻陈慧殊、问莱妻杨古雪)，一家男女尽能诗，为古今诗坛所罕见。他(她)们给我国灿若繁星的诗坛增添了异彩。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寻根认祖，更甚于世界其他民族，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的血脉之源。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和创新；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自我、丧失根本。因此，“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遂宁市近年来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创作不断繁荣，并先后召开了陈子昂、李实、张船山、黄峨等历史文化名人的国际或全国学术研讨会，卓有成效。但是，目前遂宁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之间，还有着差距，直接影响着“三个文明”的建设。为了缩小差距，将遂宁建设成“文化强市”，我认为弘扬传统文化、加强遂宁历史文化名人研究和整理出版遂宁古代文献丛书，是从根本上缩小这一差距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遂宁文化
遂宁历为川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涪水之中游，乃东川之都会，土地肥沃，人物阜繁，号称“风教重地，文献名邦”。古代遂宁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方面都处于蜀中领先地位，为促进古代巴蜀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1. 政治方面：遂宁历史上孕育出了许多杰出政治家，名传当世，史册留芳。唐穆宗李恒就是先封遂王，后即帝位。宋徽宗赵佶，元丰八年(1085)，初封遂王，绍圣元年(1094)，封遂宁郡王，后即帝位。故徽宗政和五年(1115)十二月己亥，诏升遂州为遂宁府。从宋代至清朝，遂宁市有16人官至朝廷中央大员，其中有三位宰相(相当于总理)：明代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席书、明代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吕大器、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鹏翮；两位尚书(相当于中央各部部长)：宋代兵部尚书杨辅、明代工部尚书黄珂；五位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明代山西巡抚杨澄、山西巡抚陈讲、山东巡抚谢东山、河南巡抚杨作楫、江西巡抚旷昭；一位布政使(相当于省长)：明代江西布政使黄华；五位侍郎(相当于中央各部副部长)：宋代吏部侍郎王极、明代吏部侍郎席春、礼部侍郎马绍愉、清代户部侍郎李仙根、工部侍郎张懋诚。南宋理财名吏赵开（1065—1141，遂宁安居区人)，官至总领四川财赋，广开财路，深得抗金名将张浚的信赖。其他遂宁籍中、下品官员，如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多达数百人，他们中不少人为官清正，高风亮节，永为人仰。
2. 经济方面：据宋代《方舆胜览》载：遂州系唐宋时期四川盆地内最重要的干道成渝道上的交通枢纽，为“四达之区，西接成都，东连巴蜀”，号称“剑南大镇”。大诗人白居易称“遂居蜀之腴”。唐代遂州设有总管府、都督府；宋代建炎时，又设四川都转运使，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十分重要。遂州是四川除成都、梓州以外第三大城市，曾管辖渝州（今重庆市），“地重潜藩，节镇素雄于一面；权专会府，甲兵兼总于七州”。宋代，遂州是全国制糖中心，遂宁冰糖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是著名贡品，诗人墨客，备加称颂：“中国之大，遂宁专美焉!”文豪苏轼、黄庭坚都有诗歌赞美遂州冰糖，《糖霜谱》《中国通史》有载。1991年9月，在遂宁市金鱼村发现的宋瓷窖藏，出土瓷器985件，震惊了世界，从而也就更加佐证了遂宁是宋代蜀中著名商业、经济中心之一。
3 文化方面：从唐代至清代，遂宁诗人辈出，他们领一代风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唐代陈子昂，开盛唐一代诗风；宋代王灼，其《碧鸡漫志》在宋代词话中最具学术价值，收入了《四库全书》；元代谢端，是蜀中著名文学家，《元史》有传；明代黄峨，是著名女散曲家，人称“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可与李清照媲美，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对黄峨的《寄外》诗，赞不绝口；明代吕潜，今存诗400多首，系诗书画三绝奇才，为宰相吕大器之子，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对吕潜诗很欣赏，现代大画家黄宾虹对吕潜十分推崇，称吕潜“文章气节，彪炳宇宙。”清代以“蜀中诗人之冠”张船山为首的三弟兄诗人(船山及其兄张问安、其弟张问莱)、三妯娌诗人(船山妻林颀、问安妻陈慧殊、问莱妻杨古雪)，一家男女尽能诗，为古今诗坛所罕见。他(她)们给我国灿若繁星的诗坛增添了异彩。
4 科技方面：唐贞观九年(635)，遂宁创建张九宗书院，是全国最早建立的书院。唐代大历年间，遂宁伞山的邹和尚发明了冰糖制作方法，时间之早、质量之高，居世界首位。宋代遂宁科学家王灼，写出了科学名著《糖霜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总结种蔗和制糖技术的佳作，至今王灼和他的《糖霜谱》还受到世界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宋代卓筒井钻井技术，被称为“现代石油钻探之父”，在大英县卓筒井镇保存至今，成为中国一绝。清代治河专家张鹏翮，在康熙时科学治理黄河，《水利史》《科技史》称他“居于当时世界水利工程最先进行列”。
5 宗教方面：遂宁出现了许多高僧、高道和影响深远的寺观。如唐代著名佛教理论家圭峰宗密，在遂宁道园禅师处出家；唐末船子德诚，系著名高僧，其《拨棹歌》流传至今；宋代雪窦重显，是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系禅宗云门宗大师，著有《祖英集》《瀑布集》《雪窦颂古》等，收入了《四库全书》等典籍，克勤禅师“评唱”《雪窦颂古》而成的《碧岩录》一书，历代学者极为推崇，誉为“禅门第一书”。重显弟子草堂禅师在越南创立了草堂禅派，又称雪窦明觉派，影响深远。宋代高道刘安胜在蓬溪宝屏山撰写了《文昌大洞仙经》；元代学者卫琪在蓬溪县蓬莱山注解了《文昌大洞仙经》。因谈演《大洞仙经》而产生了闻名中外的洞经音乐，蓬溪遂成为名符其实的洞经音乐发源地。
著名寺观有：西来第一禅林广德寺，获唐宋明三朝十一次敕封，曾主领川滇黔三百余山，建筑群规模为全川第一，建筑年代久远属全川第三，明代圣旨坊全省独一，宋塔、宋碑属稀有的文物，玉佛被郭沫若称赞为稀世珍品。开山祖师克幽禅师，多次受朝廷敕封，名震朝野。灵泉寺系隋代创建，为遂宁十二景之冠，西部观音道场，名人苏轼、黄庭坚、杨慎、张鹏翮、张船山、林则徐均有题咏。金华山、高峰山、宝梵寺等寺观，也声名远播，闻名遐迩。
二、两点建议
遂宁地处四川盆地腹部，居古代蜀文化与巴文化的交汇之区；发源、植根于这块土地上的传统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可开发项目很多。我们要善于发挥遂宁地方文化优势，扬长避短，创造条件，走出一条适合遂宁市情具有遂宁特色的文化工作新路子。在此，特提出两点建议：
1 加强遂宁历史文化名人研究，推动遂宁经济发展。
遂州自古多才子，诞生了许多科学家、政治家、诗人、书画家、军事家，其中有进士400多人，有20余人进入了《国史》、100余人进入了《省志》，这些风流人物，为遂宁市增辉添彩，我们应对他们进行深人研究、宣传，从而推动遂宁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建议修建一座遂宁历史文化名人纪念馆，收集历代遂宁名人著述，使之成为研究遂宁历史和遂宁名人的资料中心，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让人们在参观休闲游乐中感受遂宁丰富的历史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劲脉搏，这对人们认识遂宁、热爱遂宁很有作用。
编纂《遂宁通史》和《遂宁历史文化名人辞典》。将历代遂宁名人收录书中，一书在手，使人们对遂宁名人一目了然，增加人们爱国爱乡情怀。目前，许多人对遂宁历史名人不了解，不仅一般人、外地人，就连搞史志的本地人，也对遂宁历史和名人说不清、道不白，令人忧叹!要了解国情，如今已是时代之声，市情、县情就在我们脚下，如果我们对遂宁历史都不甚了然，怎见得是了解了国情?纵然读遍《国史》又怎见得已读见了历史?不懂历史，最容易在改革中灰心丧气!不了解我们的昨天，就不利于把握我们的今天，也就谈不上为我们的明天提供切实可行的蓝图。因此，编纂一部《遂宁通史》和一本《遂宁历史文化名人辞典》，乃当务之急!
2 整理出版一套《遂宁历史文献丛书》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比来比去，最后比的还是文化，此话实在深刻，值得反复思之。汉唐也好，宋元也好，明清也好，它们早巳灰飞烟灭；但它们创造的文化还流传至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还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打造文化品牌，许多兄弟市州都行动了起来，进行本地文化研究宣传，如资阳市出版了《资阳文献丛书》；新都出版了《新都历史文化丛书》；眉山出版了《三苏研究丛书》；巴中出版了《川陕苏区文丛》；达川出版了《元稹研究系列》；蓬安出版了《司马相如研究丛书》，都是当地大大小小的文化工程。这样的工程，花钱不多，意义却重大而深远，弥足珍贵，值得人们敬仰。
遂宁谁不知道?但遂宁又有谁真正知道?对于像我们遂宁这样文化积淀十分深厚而又面临传承“断代”危险的地方，尤其需要寻根刨底，对古代遂宁文献进行科学、系统、完整地梳理，为今人与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化之根系于人，文化之兴系于人。遂宁先贤离我们远去了，可先贤们的精神依然召唤着故里的新秀。整理出版先贤们的遗著，是我们新一代遂宁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文化强市的需要。因此，我们应该肩负起遂宁文献搜集整理的重任，花大力气，下苦功夫，钩沉辑佚，整理出版一套《遂宁历史文献丛书》，对古代遂宁文献摸清家底，发挥潜力，为今日遂宁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整理出版《遂宁历史文献丛书》是一项扎扎实实的“遂宁文化工程”，应制订一个长远规划，建议用20年时间，整理出版遂宁历史文献100种。前五年(第一个五年规划)内，出版10种：即《黄峨诗选》《吕潜诗选》《张鹏翮诗选》《张问安诗选》《遂宁历史文化名人辞典》《遂宁诗存》《广德禅院》《灵泉古寺》《遂宁文学史》《遂宁通史》。
《遂宁历史文献丛书》若能出版，那么在《市志》《县志》之外，便有了一座鲜活生动、足以让寻常百姓涉足感受的遂宁地域文化殿堂，巴蜀文化的大局，也便有了更加踏实的基础。从保存文献的角度看，又仿佛是一部遂宁地方的《四库全书》，其功甚伟!
参考文献:
[1]王懋昭．遂宁县志[M]．遂宁:民国十八年刻本,1929。
[2]胡传淮．芝溪集[M]．遂宁：遂宁历史文化研究会，2003。
[3]胡传淮．张问陶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2005
赛典赤瞻思丁的详情
当时宋仁宗十分宠爱张贵妃，张贵妃也依仗着这份恩宠想要给自己娘家人升官。于是寒士出身的张贵妃伯父张尧佐屡屡高升，转眼间便身兼节度、宣徽两使，包拯和他的小伙伴表示不满，这就是外戚干政，德不配位啊，于是便开始向宋仁宗“开炮”。
当时的人都很单纯，一旦提到朝中有小人作怪，就会联系到近期的天灾人祸，于是“水冒城郭，地震河溢，盖小人道盛。天下皆谓尧佐主大计，诸路困于诛求，内帑烦于借助，法制剚敞，实自尧佐”，好吧，这绝对是啪啪打仁宗的脸了。
你以为包拯的战斗力就这些，不不不，之后见宋仁宗态度依然坚定，这家伙直接和他的小伙伴以此事和宋仁宗廷议。包拯直言，“盖女谒、近习知陛下继嗣未立，既有所私，莫不潜有趋向”。一番话还点到了宋仁宗的痛脚，大意就是你没有儿子继承皇帝之位，身边的女人、宠臣就开始动用别的心思了，最后又补充了一句，高官最后也不会令索求无度的张尧佐满意，还会将三十年没啥过错的陛下至于“私昵后宫”的过错！
其实梨白挺为宋仁宗和张尧佐捏把汗的，毕竟包拯说这些话的时候二人都在场，这让人白的、黑的点一通，真的是没脸了！
最后宋仁宗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包拯又祭出一刀，表示任命张尧佐的那天，“太阳阴晦，凶气氵蒙氵蒙”，直击宋仁宗迷信的心灵，最后以张尧佐辞官出京结束，这也是电视剧《清平乐》中所演绎的包拯激动进谏，喷了仁宗一脸口水的场面。
即便是这样，包拯“监察”的眼睛雷达也未放过张贵妃和张尧佐，之后宋仁宗撺撺掇掇想要给张尧佐晋升，都被包拯猛烈的炮火“攻击”过，《包孝肃公奏议》中记载，包拯一生至少弹劾过张尧佐六次，不得不说被他盯上其实也挺悲哀的，“终生追杀令”。
“弹弹弹”之后，包拯还做过“外交官”。庆历五年，包拯担任契丹正旦使，出使辽朝。结合出使中所遇见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说白了就是拿钱贿赂契丹就等于“养狼”，不是好的御敌政策，还是应该勤练兵马，老老实实戍边、备战才是良策，针对之后宋朝所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说包大人还是眼光长远、颇有见地的。
说到宋朝，那绝对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光时刻，从宋太祖起就鼓励百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仁宗、神宗一朝更是大力发展经历，为此还实施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政策、理念，像是取消市坊制度，“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等等，而包拯就是这些制度的践行者，绝对的宋朝理财小能手，不光自己会赚钱，还给国家进账。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元朝前期杰出的政治家。又名乌马儿，回族，原籍（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家族显赫（“赛典赤”是阿拉伯语SaiyidAjall一词的联读，意即“尊贵的圣裔”），常被称为咸阳王，回族，先知默罕默德后裔，才学过人，颇受忽必烈重用。宪宗年间任燕京路总管时鼎力资助忽必烈平定云南。至元元年（1264年）出任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为元军攻打南宋理财备战。在位三年，政绩卓然；至元十一年（1274年）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元军占领云南后，统治不顺，矛盾重重。忽必烈感于“责任失宜，使远人不安”，选取他认为“谨厚”的赛典赤入滇。赛典赤受命后，先仔细研究了云南的地理民情等，又于进滇境前取得蒙古宗王的信任，解决了蒙古王族与行政官员间的矛盾，取得政令的统一。接着把一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情况，按元制编成路、府、州等有效行政区，以各族贵族与朝迁委派官员结合的方式进行，纷乱的局面大为改观。公元1276年赛典赤把省会从大理迁到昆明，从此昆明一直作为云南省会。治理初步成功，制定合理赋税，促进生产发展是社会安定的根本条件。赛典赤轻徭薄赋，并规定赋税可以根据各地便利以牛、马、银钱等交纳，利用无主荒地建立民屯，尽量改变原始混乱的局面。
在文化建设方面，赛典赤积及兴办教育，立孔子庙，购买书籍，迎请四川教师，不遗余力地传播先进文化。改善民族关系是治理好云南的一个根本，赛典赤采用尽量团结利用不以杀伐为能事的政策，在“攻心”方面取得巨大成果，“诸夷闻风翕然款附”，社会日益安定。
赛典赤治理昆明，最大的功绩还是他主持兴修水利。首先，除去滇池盆地水患，疏浚河流，设坝闸以节水分洪。现昆明上游最重要的松华坝水库之坝，就是肇始于赛典赤。又重理大理国时开挖的金汁河、银汁河分流并资灌溉，使洪水受人控制。在滇池下游，清除出水口的淤泥、砂石后，整治河道险阻，使滇池水可顺畅流入金沙江，避免城市被淹，同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今梁家河一带丰产良田，其时还是水潦。这次历时3年，用民工2000多 的宏大工程完工后，滇池周边地区一片富饶景象，直赛江南鱼米之乡，史籍上说是到了牛马成群、狗也吃肉、鱼虾之多可拿来肥田的地步。赛曲赤去时，昆明老少痛哭连日，朝延封赠“咸阳王”称号，以示隆礼，直至今日，人们还以诗文戏曲传唱其政绩功德，如今在城里三市街口建有“忠爱”牌坊纪念他。
云南原来地方政权多由当地豪强掌握。赛典赤到任后，进行许多重要改革，并“询父老诸生利国便民之要，博采而力行之”。首先建立各级政权机构。下令原有的千户、万户等武职官员一律不得过问民政。分设路、府、州、县各级政权及各级军事组织。进而清查户田，整顿赋役，整理货币，改建驿站，赈灾恤苦，屯田垦荒，安抚流亡，设立州、县学堂，提倡儒学。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云南地区的全面发展。
在农业上，当时云南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大理、鄯阐(今昆明)附近比较先进些，但作物产量与内地相比仍然很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赛典赤一方面大力传播北方先进的耕种技术，另一方面积极“经划水利”，提出了“为陂池，以备水旱”的正确主张，决定把开发滇池水利放到重要地位。
滇池北、东、南三面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丰沛，历史上就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域。西汉末年王莽时期(公元9?3年)，益州(郡治滇池县，今澄江西)太守文齐，“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这是滇池水利开发的最早记载。但滇池地区的水灾历来也很严重。唐初的《括地志》说道，滇池水源广深，往下逐渐变得浅狭，好似倒流，所以叫滇(颠)池。可见滇池很早就有湮塞不畅的问题。四周群山之水汇聚池中，唯一的排水口海口又淤积严重，夏秋多雨季节常常淹没滨池农田，甚至造成上游盘龙江水遭受顶托无法下泄，漫过昆明城墙的灾害。元代以前的三百多年中，统治云南的南诏和段氏大理国曾“役民夫”修建了春登和云津二堤，以“捍御蓄泄，灌溉滋益”，并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滇池水利。然而在大理国后期，对东南各地基本上失去控制力，鄯阐城的重要性降低，滇池水利无人问津，连年成灾。
赛典赤经过周密的调查规划，决定对滇池进行大规模地整治。他把整个工程分为两部分进行。一是对海口河的疏浚。赛典赤把久居云南、熟悉情况的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官名，掌巡查荒田，劝农垦种等事务）张立道调来昆明，和他的第三子忽辛一起，率领二千多民夫，疏浚长二十余里“正途壅底”的河道，挖开河中的鸡心、螺壳等数处险滩，使滇池水泄量大增，湖面下降，涸出良田一万多顷。二是整治盘龙江等河道。盘龙江流经山区，在松华山谷进入昆明坝子。上游江水湍急，挟带大量沙石，进入坝子后，流速减缓，沙石便沉降下来，使河道宣泄不畅，堤防堕坏，河失主槽。赛典赤亲自组织民夫首先疏浚河床并加固堤岸，然后修渠将昆明东北“邵甸九十九泉”的水引入盘龙江。这样一来，原来因为泉水没有去路而淹没的土地可以恢复，引水沿途还可用以灌溉。接着，又在松华山谷新建了松华坝(或作松花坝)，一方面抬高盘龙江水位，分水入金汁河灌溉农田，另一方面在汛期又减少了盘龙江泄量，提高防洪效益。同时，对金汁河进行了扩建，并配造小闸10座，涵洞360个，以利“轮序放水，自上润下”。施工中，还“额立三百六十匹报马，三百六十名看水余丁”，进行工程管理。规定：工程设施“倘遇崩倒水浸，即时飞报上司，挑补修竣，不容怠缓”。这是云南水利工程管理的首见记载。为了减轻上游的洪患威胁，他还在“六河”上组织开挖了12道分水支河，72条地下暗沟等辅助设施，用以分泄洪水。
治理工程历时三年，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全部完成，滇池水利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和昆明等城镇也随之发展和繁荣起来。自那时起，昆明就一直是边陲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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