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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4c 勤学苦练”已经成为中国人学习书法的共识，甚至是不二选择。但是古人是如何学习书法的，他们也是苦练出来的吗？
如何理解“经，史，子，集”的范围
第49 集：敦煌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里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壁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三十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至此变成了尘封千年的秘密。
九百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老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了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了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依然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传》中这段文字，是敦煌这个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月氏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当地的乌孙人，从此，月氏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月氏，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但此时的月氏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就这次长达13年的出的使见闻，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和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郑炳林：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与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与世界接触的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跟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形成的包围要打破。
公元前121年，雄大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郑炳林：敦煌在这个路线上，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到敦煌，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这个商业城市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即带着军事性质，又带着商业性质。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十六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五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
儒家经典在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奂、宋纤、索袭、敦禹、阚裀、刘昞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昞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八十四卷，《敦煌实录》20卷。张奂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四百年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240—249），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也是一带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
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式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驼经白马。
十六国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骝”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之前，当晚托梦于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成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一千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十六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依稀有千佛化现而出。乐僔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来到这里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在三危山上争相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道证：抄写经卷有功德，挖掘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者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坐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三十七年中，莫高窟竟留下了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两个半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雷闻：敦煌的佛教在隋代获得巨大发展，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特别崇佛，这样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就是具体敦煌这个地方，它是地处边陲，另外，它是地处中西商路的要道，所以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着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祈求佛的保佑。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旅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
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郝春文：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一旦西域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缘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敦煌就变成了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敦煌它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三百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一千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实际艺术宝库等称誉。
赵声良：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效果，四周绘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宏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赵声良：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的好，人物也画的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的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人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听佛说法，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跳舞的状态，每个人都画得非常生动，它把一个佛国世界展示得非常美妙。天上还有飞天，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看那个飞天化的很小，远远地看着，好像从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在亭台楼阁的背后，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就是艺术真实。
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南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赵声良：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的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视，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我们欣赏敦煌艺术，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哟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在隋唐的三百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一百多年，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敦煌目前尚存彩塑三千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杜永卫：古人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颜料，他结合得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好的佛像来。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
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继续向西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中一群惶恐不安的和尚，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那个神秘的洞窟。这就是我们本集开头所看到的那一幕。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沙州（敦煌）自此归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1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1524至1714年的近二百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一千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
明王朝西部边陲是肃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至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该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从此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量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清雍正元年（1723），“复立沙州所，三年，旋升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文化辉煌一去不返，敦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
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里却仍旧荒凉破败得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将近九百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
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五万多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舞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地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沙武田：我们知道正史，二十五史，那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是政治史，但是，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这是非常珍贵，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计的一些内容。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际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一千多年前珍贵的手写经卷。
李际宁：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写着延昌二年四月十七日敦煌镇，管经生令狐礼太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在那个时期抄的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出土的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及五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
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都翻检了一遍，最后仅花五百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七千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揭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五万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劫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一番劫掠之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十多个国家。有人这样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
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这是冰山一角。
李际宁：这件金刚经是武则天仪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这纸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这个纸张，这个纤维打的非常地细，表明处理得非常光滑。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百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柴剑虹：敦煌学的形成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自觉地、有牺牲精神地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书鸿先生，守在莫高窟，去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人，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后来由段文杰院长，现在有范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传承的事业，这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郝春文：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一千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溢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涵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
敦煌文化的高峰已经不再，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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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有“五经”、“九经”、“十三经”之说。“五经”
指的是先秦时代《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五种儒家经典。秦始皇焚书，除《周易》作为术数之书得以保留外，其余四种皆被焚毁。汉儒凭自己的记忆将其恢复，将其定为官学，设立“五经博士”，五经之名正式确定下来。唐代开科取士，其中“明经”科考试内容变为“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南宋以后又逐步拓展为十三部儒家经典，简称“十三经”。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四库全书的“经部”共分十类，计695部，10214卷。包括宋嘉佑三年章友直篆书的《宋二体石经》，《宋高宗石经》，唐文宗二年郑覃的《十二经》（无《孟子》），明嘉靖年间至善堂《九经》，明崇祯年间金蟠、葛鼐合刊的《十三经古注》，清嘉庆年间计树园《十一经》（无《论语》、《孟子》）等。
经部还包括历代学者为十三经所作的注疏本，如曹魏时代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的《周易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汉代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汉代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仪礼注疏》，汉代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等。
经部还包括一些训诂、字书和韵书，如汉代扬雄《方言》，汉代刘熙《释名》，魏张揖《广雅》，清人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阮元《经籍纂诂》，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梁顾野王《重修玉篇》，宋陈彭年《重修广韵》，宋丁度《集韵》，清毛奇龄《古今通韵》等。
“史部”包括哪些典籍？
《四库全书》的“史部”将中国古代史类典籍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等11类，计7119种，275857卷。主要可分为通史，断代史、政事史、制度史、方志、历史地理和地图几大类。
通史主要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北宋郑樵的《通志》。
断代史有东汉班固的《汉书》，南北朝宋朝范晔《后汉书》，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唐代房玄龄等的《晋书》，梁朝沈约的《宋书》，梁朝萧子显的《齐书》，唐朝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唐朝李百药《北齐书》，唐朝令狐德棻《周书》，唐朝魏征等人的《隋书》，唐朝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五代后晋刘昫《旧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宋代薛居正《旧五代史》，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元代托克托《宋史》、《辽史》、《金史》，明代宋濂《元史》，清朝张廷玉等《明史》，清遗臣赵尔巽、柯绍忞《清史稿》。二十五史中除《史记》外，其余皆为断代史。
政事史，如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唐许嵩《建康实录》，清毕沅《须资治通鉴》等。
制度史专详历代典章文物的，如唐人杜佑的《通典》、宋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宋人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南宋末年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宋人李攸《宋朝事实》，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清人徐松《宋会要》，清人孙楷《秦会要》，黄岩《三国会要》，龙文彬《明会要》等。
专论刑律法制者，如唐玄宗李隆基撰，李林甫等注《大唐六典》，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北宋窦仪等《宋刑统》，李善长刘基等《大明律》，朝鲜金祗等撰《大明律直解》（内容包括《洪武二十二年律》、《律条直引》、《军政条例》、《宪纲事类》、《吏部条例》、弘治《问刑条例》、《嘉靖新例》、嘉靖《重修问刑条例》、《宗藩条例》、《嘉隆新例》、《皇明诏令》、《皇明条法事类纂》等稀见的明代法律典籍25种）。清乾隆年间，三泰等编撰《钦定大清律例》和盛京满文档案中的律令、《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钦定回疆则例》等。
以记载地域、风俗、物产为中心的方志，最早是三国时代吴人顾启期《娄地记》。据《隋志•史部地理类》记载：此后专绘各州地形者，有《周地图记》、《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幽州图经》等；记载风俗者有《陈留风俗传》、《北荒风俗记》等；记载山川者有《衡山记》、《游名山志》等；记载各地建筑者有《三辅黄图》、《洛阳宫殿簿》；记载寺观者有《洛阳伽蓝记》、《华山精舍记》等。隋大业年间尚书省编纂的《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首开编纂全国范围方志图经之端。继后则有唐代李吉甫所修的《元和郡县制》，宋代王存﹑曾肇﹑李德刍共同编修《元丰九域志》，乐史所修的《太平寰宇记》，元初扎马剌丁和虞应龙所修的《大元一统志》，明英宗时李贤等重修的《大明一统志》，清代的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私人编修的全国地域图经者有宋人祝穆《方舆揽胜》，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私人编修的地方志有晋人常琚《华阳国志》，朱长久《吴郡图经》，梁克家《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罗愿《新安志》，高似孙《剡录》，陈耆卿《赤城志》，常棠《澉水志》，元代于钦《齐乘》，明代康海《武功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清代章学诚《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董方立《长安志》、《咸宁志》，郑珍、莫友芝《遵义志》，洪亮吉《泾县志》、《淳化志》、《长武志》，武亿《偃师志》、《安阳志》，段玉裁《富顺志》，钱坫《朝邑志》，李兆洛《凤台志》等。
史部还包括大量学者为上述史书所作的集解、索引、考辨、补注，如宋代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清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宋熊方《补后汉书年表》，清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宋吴缜《新唐书纠谬》，清厉鹗《辽史拾遗》等。
“子部”包括哪些典籍？
四库全书将中国历史上创立一种学说或建立一个学派的人物文集列入“子部”，包括哲学、宗教、科技、医、农、兵、法以及类书、杂著等诸多方面。实际上，凡经、史、集无法容纳的皆入子部，十分庞杂。《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历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总收典籍930部，17566卷。其中“杂家”类也收录现在图书分类中归于文学类的诗文评的一些笔记，如俞文豹《吹剑录》、周密《齐东野语》、王士祯《池北偶谈》等。
“子”类书籍坊间出版过《十子全书》、《二十二子》，其中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最为完备，其中收录老子、庄子等二十六子，多用清儒校本。二十六子典籍为：《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墨子》、《晏子》、《尹文子》、《管子》、《商君书》、《慎子》、《韩非子》、《孙子》、《吴子》、陆贾《新语》、刘安《淮南子》、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王充《论衡》、荀悦《申鉴》、王符《潜夫论》、葛洪《抱朴子》、刘义庆《世说新语》、颜之推《颜氏家训》。
《四库全书》中子部的儒家类有：王肃《孔子家语》、《荀子》、陆贾《新语》、桓宽《盐铁论》、贾谊《新书》、刘向《新序》、扬雄《法言》、荀悦《申鉴》、王符《潜夫论》、徐干《中论》、傅玄《傅子》、王通《中说》、唐太宗《帝范》、林慎思《续孟子》、《伸蒙子》、司马光《家范》、张载《张子全书》、朱熹编次《二程遗书》、吕本中《童蒙训》、朱熹《延平答问》、《近思录》、《杂学辨》、《小学集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真德秀《大学衍义》、《读书记》、《心经》、《政经》等。
兵家类有吕望《六韬》、孙武《孙子》、吴起《吴子》、司马穰苴《司马法》、尉缭《尉缭子》，黄石公《三略》、《素书》、李靖《李卫公问对》、李荃《太白阴经》，曾公亮《武经总要》、许洞《虎钤经》、唐顺之《武编》、何良臣《阵纪》、郑若曾《江南经略》、茅元仪《武备志》、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
法家类有：管仲《管子》、邓析《邓析子》、商鞅《商子》、韩非《韩非子》、和凝、和蒙《疑狱集》、张景《补疑狱集》、郑克《折狱龟鉴》、宋慈《洗冤录》、王与《无冤录》、桂万荣《棠阴比事》等。
农家类有：贾思勰《齐民要术》、陈旉《农书》、元代官撰《农桑辑要》、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桢《农书》、朱橚《救荒本草》、徐光启《农政全书》、熊三拔《泰西水法》、鲍山《野菜博录》、乾隆二年官撰《授时通考》等。
医家类有：王冰《黄帝素问》、王冰《灵枢经》、越人《难经本义》、皇甫谧《甲乙经》、张仲景《金匮要略》、《伤寒论》、葛洪《肘后备急方》、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方》、《银海精微》、王焘《外台秘要》、无名氏《铜人针灸经》、西方子《明堂灸经》、沈括《苏沈良方》、陈直《寿亲养老新书》、董汲《脚气治法总要》、《旅舍备要方》、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陈林编次《圣济总录纂要》、唐慎微《证类本草》、王贶《全生指迷方》、宋太医局刻本《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夏德《卫生十全方、奇疾方》、张杲《医说》、王执中《针灸资生经》、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无名氏《产育宝庆方》、无名氏《产宝诸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无名氏《急救仙方》、张从正《儒门事亲》、李杲《脾胃论》、《兰室秘藏》、王好古《医垒元戎》、《汤液本草》、危亦林《世医得效方》、齐德之《外科精义》、戴启宗《脉诀刊误》、朱橚《普济方》、徐用诚《玉机微义》、薛己《薛氏医案》、汪机《针灸问对》、《外科理俐》、江瓘《名医类案》、孙一奎《赤水玄珠》、王肯堂《证治准绳》、李时珍《本草纲目》、《濒湖脉学》、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张介宾《类经》、《景岳全书》、鄂尔泰《医宗金鉴》、喻昌《医门法律》、张登《伤寒舌鉴》、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徐大椿《兰台轨范》、《伤寒类方》、《医学源流》等。
天文算法类有：赵爽《周髀算经》、苏颂《新仪象法要》、王应麟《六经天文编》、赵友钦《原本革象新书》、《重修革象新书》、朱载堉《圣寿万年历》、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徐光启《新法算书》、康熙玄烨《历象考成》、《数理精蕴》薛凤祚《天学会通》、梅文鼎《历算全书》、《大统历志》、《中西经星同异考》、江永《算学》、无名氏《九章算术》、秦九韶《数学九章》、李冶《测园海镜》等。
术数类有：扬雄《太玄经》、卫元嵩《元包》、司马光《潜虚》、邵雍《皇极经世》、张行成《易通变》、黄道周《三易洞玑》、庾季才《灵台秘苑》、李淳风《观象玩占》、南宋人撰《乾象通鉴》、刘基《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瞿云悉达《唐开元占经》、黄帝《宅经》、郭璞《葬书》、青乌先生《葬经》、东方朔《灵棋经》、焦延寿《易林》、无名氏《六壬大全》、胡煦《卜法详考》、鬼谷子《李虚中命书》、无名氏《星命渊源》、《三命通会》、万民英《星学大成》、王朴《太清神鉴》等。
艺术（书画）类有：谢赫《古画品录》、庾肩吾《书品》、姚最《续画品》、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窦泉《述书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朱景玄《唐代名画录》、韦续《墨薮》、荆浩《画山水赋》、宋高宗《翰墨志》、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宋代名画评》、黄休复《益州名画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郭熙《林泉高致》、朱长文《墨池编》、米芾《画史》、《书史》、《宝章待访录》、《海岳名言》、无名氏《宣和画谱》、韩拙《山水纯全集》、董廻《广川书跋》、《广川画跋》、邓椿《书继》、姜夔《续书继》、岳珂《宝真斋法书赞》、陈思《书小史》、《书苑菁华》、董更《书录》、李衎《竹谱》、汤垕《书鉴》、盛熙明《法书考》、夏文彦《图绘宝鉴》、陶宗仪《书史会要》、朱存理《珊瑚木难》、《铁网珊瑚》、杨慎《墨池琐录》、丰坊《书诀》、王世贞《书画跋》、唐志契《绘事微言》、项穆《书法雅言》、潘之淙《书法离钩》、朱谋西《画史会要》、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张丑《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法书名画闻见表》、《南阳法书表》、《清河书画表》、汪珂玉《珊瑚网》、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乾隆九年官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籍》、周亮工《读画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吴其贞《书画记》、王毓贤《绘事备考》、冯武《书法正传》、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厉鹗《南宋院画录》、倪涛《六艺之一录》、邹一桂《小山画谱》、蒋骥《传神秘要》等。
艺术（琴棋墨砚酒茶鼎器）类有：朱长文《琴史》、严瀓《松弦馆琴谱》、程雄《松风阁琴谱》、吾丘衍《学古编》、周亮工《印人传》、朱象贤《印典》、顾从德《印薮》、南卓《羯鼓录》、段安节《乐府杂录》、晏天章《玄玄棋经》、刘仲甫《棋诀》、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虞荔《鼎录》、吕大防《考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王黼《宣和博古图》、吕震《宣德鼎彝谱》、乾隆十四年官撰《西清古鉴》、王徵《诸器图说》、苏易简《文房四谱》、唐积《歙州砚谱》、米芾《砚史》、无名氏《歙砚说》、《端溪砚谱》、高似孙《砚笺》、乾隆四十三年官撰《西清砚谱》、李孝美《墨谱》、晁寄《墨经》、陆友《墨史》、沈继孙《墨法集要》、乾隆十六年官撰《钱录》、无名氏《香谱》、陈敬《香谱》、周嘉胄《香乘》、杜绾《云林石谱》、陆羽《茶经》、蔡襄《茶录》、黄儒《品茶要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陆廷灿《续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朱翼中《北山酒经》、窦苹《酒谱》等。
艺术（草木禽鱼）类有：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范成大《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刘蒙《刘氏菊谱》、史正志《史氏菊谱》、史铸《百菊集谱》、赵时庚《金漳兰谱》、陈思《海棠谱》、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戴凯之《竹谱》、释赞宁《笋谱》、陈仁玉《菌谱》、汪灏《广群芳谱》、师旷《禽经》、傅肱《蟹谱》、高似孙《蟹略》、杨慎《异鱼图赞》、胡世安《异鱼图赞笺》、《异鱼图赞补》等。
杂家类有：周鬻《鬻子》、墨翟《墨子》、程本《子华子》、尹文《尹文子》、慎到《慎子》、陆佃注《鹖冠子》、汪继培校《尸子》、公孙龙《公孙龙子》、鬼谷子《鬼谷子》、吕不韦《吕氏春秋》、刘安《淮南子》、刘歆《刘子》、颜之推《颜氏家训》、董正功《续颜氏家训》、赵蕤《长短经》、谭峭《化书》、班固《白虎通义》、崔豹《古今注》、吴曾《能改斋漫录》、王观国《学林》、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何焯《义门读书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下丛考》、姚鼐《惜抱轩笔记》、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封演《封氏闻见录》、沈括《梦溪笔谈》、苏轼《仇池笔记》、《东坡志林》、释洪惠《冷斋夜话》、朱弁《曲洧旧闻》、马永卿《懒真子》、《元城语录》、何薳《春渚纪闻》、叶梦得《石林燕语》、《避暑录话》、赵彦卫《云麓漫钞》、张世南《游宦纪闻》、陆游《老学庵笔记》、罗大经《鹤林玉露》、张端义《贵耳集》、俞文豹《吹剑录》、周密《齐东野语》、叶子奇《草木子》、方以智《物理小识》、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王士祯《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分甘余话》、马总《意林》、无名氏《绀珠集》、曾慥《类说》、陶宗仪《说郛》等。
杂纂、类书类有：陆深《俨山外集》、陆楫《古今说海》、左圭《百川学海》、梅纯《续百川学海》、司马泰《再续百川学海》、程荣《汉魏丛书》、沈节甫《记录汇编》、胡文焕《格致丛书初编》、《百名家书》、毛晋《津逮秘书》、吴琯《古今逸史》、商濬《稗海》、《续稗海》、陈继儒《秘笈》、范钦《二十种奇书》、胡维新《两京遗编》、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高氏校刊《续知不足斋丛书》、张海鹏校刊《学津讨源》、清圣祖《古今图书集成》、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初学记》、林宝《元和姓纂》、白居易《白孔六帖》、吴淑《事类赋》、李昉等《太平御览》、王钦若等《册府元龟》、高承《事物纪原》、任广《书叙指南》、叶廷珪《海录碎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唐仲有《帝王经世图谱》、孙逢吉《职官分纪》、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后集·续集·别集·新集·外集·遗集》、潘自牧《记纂渊海》、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后集》、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后集·续集·别集》、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后集·续集·别集》、王应麟《玉海附词学指南》、《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宋人无名氏《翰苑新书前集·后集·别集·续集》、阴时夫《韵府群玉》、唐顺之《荆川稗编》、凌迪知《万姓统谱》、徐元太《喻林》、冯琦《经济类编》、顾起元《说略》、陈耀文《天中记》、章潢《图书编》、陈禹谟《骈志》、彭大翼《山堂肆考》、董斯张《广博物志》、李清《诸史同异》、康熙四十九年官撰《渊鉴类函》、康熙五十八年官撰《骈字类编》、康熙六十年官撰《分类字锦》、康熙六十年官撰《子史精华》、康熙四十三年官撰《佩文韵府》、康熙四十三年官撰《韵府拾遗》、陈元龙《格致镜原》等。
释家类有：释僧祐《弘明集》、释道宣《广弘明集》、释道世《法苑珠林》、释智升《开元释教录》、释赞宁《宋高僧传》、晁迥《法藏碎金录》、《道院集要》、释惠洪《僧宝传·附补僧宝传、临济宗旨》、《林闲录》、释普济《五灯会元》、释晓莹《罗湖野录》、释觉岸《释氏稽古略》、释念常《佛祖通载》等。
道家类有：黄帝《阴符经解》、朱熹《阴符经考异》、河上公《老子注》、王弼《老子注》、苏辙《道德经解》、吴澄《道德真经注》、焦竑《老子翼》、尹喜《关尹子》、列御寇《列子》、江遹《冲虚至德真经解》、郭象《庄子注》、王雱《南华真经新传》、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焦竑《庄子翼》、文子《文子》、杜道坚《文子缵义》、刘向《列仙传》、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通真义》、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葛洪《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陶弘景《真诰》、王士元《亢仓子》、何粲《亢仓子注》、张志和《玄真子》、唐无名氏《无能子》、沈汾《续仙传》、张君房《云笈七签》、王道《古文龙虎经注疏》、白云斋《道藏目录详注》等。
“集部”包括哪些典籍？
《四库全书》集部将其分为楚辞类、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共收历代作家总集、别集各种点校、集解本以及诗文评及计1282部，26757卷。其中一些诗文评和笔记小说被收入子部的杂家和道家类别之中。
属于楚辞类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萧云从《离骚图》、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二十五篇》、张诗《屈子贯》、方绩《屈子正音》、马其昶《屈赋微》等。
文学总集有：萧统《文选注》、冯惟呐《古诗纪》、沈德潜《古诗源》、王士祯《古诗选》、徐陵《玉台新咏》、郭茂倩《乐府诗集》、杜文澜《古谣谚》、韩元吉《古文苑》、孙星衍《续古文苑》、许敬宗《文馆词林》、李昉等《文苑英华》、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元结《箧中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榖《才调集》、无名氏《搜玉小集》、姚铉《唐文粹》、郭麏《唐文粹补遗》、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元好问《唐诗鼓吹》、高棅《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康熙四十六年御定《全唐诗》、清圣祖《古文渊鉴》、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王士祯《唐贤三昧集》、洪迈《万首唐人绝句》、陈沆《诗比兴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乾隆三年御定《唐宋文醇》、乾隆十五年御定《唐宋诗醇》、吴之振等《宋诗钞》、杨亿《西昆酬唱集》、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北宋人编《圣宋文选》、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桑世昌《回文类聚》、魏齐贤、叶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陈仁子《文选补遗》、无名氏《三国文类》、陈思《两宋名贤小集》、祝尧《古赋辨体》、傅习《元风雅》、高棅《唐诗品汇》、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王志坚《四六法海》、李兆洛《骈体文钞》、梅鼎祚《古乐苑》、《东汉文纪》、《两晋文纪》、《宋文纪》、《南齐文纪》、《梁文纪》、《陈文纪》、《北齐文纪》、《后周文纪》、《隋文纪》、《释文纪》、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陆时雍《古诗镜、唐诗镜》、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方回《瀛奎律髓》、王相《千家诗》、吕祖谦《宋文鉴》、庄仲方《南宋文苑》、陈起《南宋群贤小集》、《江湖集》、《江湖后集》陈述《辽文汇》、元好问《中州集》、房祺《河汾诸老集》、郭元釬《全金诗》、张金吾《金文最》、顾嗣立《元诗选》、苏天爵《元文类》、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明诗纪事》、沈德潜《明诗别裁》、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程敏政《皇明文衡》、《新安文献志》、黄宗羲《明文海》、周亮工《赖古堂文选》、徐世昌《晚晴簃清诗汇》、陈衍《近代诗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沈粹芬等《清文汇》、陈元龙《历代赋汇》、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胡震亨《全唐诗》、嘉庆十三年编《全唐文》、康熙四十五年编《佩文斋咏物诗选》、陈邦彦《历代题画诗类》、康熙五十年编《全金诗》、李调元《全五代诗》、乾隆十二年官撰《皇清文颍》、姚鼐《古文辞类纂》、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陈焯《宋元诗会》、俞宪《盛明百家诗》、曾枣庄等《全宋文》、曾枣庄《宋文纪事》、傅璇琮等《全宋诗》。
敦煌唐人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赵崇祚《花间集》、无名氏《尊前集》、黄大舆《梅苑》、曾慥《乐府雅词》、黄升《花菴词选》、无名氏《类编草堂诗余》、周密《绝妙好词》、赵闻礼《阳春白雪》、元好问《中州乐府》、谭献《箧中词》、陈耀文《花草粹编》、沈辰垣《历代诗余》、朱彝尊《词综》、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疆村丛书》、江标《宋元名家词》、王昶《续词综》、黄宪清《再续词综》、孙默《十六家词》、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林大椿《唐五代词》、唐圭璋《全宋词》、曾昭岷《全唐五代词》、王奕清《词谱》、《曲谱》、舒梦兰《白香词谱》、戈载《词林正韵》、查培继《词学全书》、万树《词律》、周德清《中原音韵》、臧晋叔《元人百种曲》、吴昌绶等《双照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
最近两岸故宫开始互相官方访问与交流, 相关之议题也成为群众之焦点, 大家有兴趣的是台北故宫馆藏偏向哪一方面呢?与北京故宫又有什麼不同呢?
当初挑选装箱运至台湾的文物, 著重具有在中华文化延续性的文物, 也就是著重在各朝历代的重要文物。但由於时间以及载运船只不足, 因此大件器物大多舍弃不带。也因此大件器物成为北京故宫的特色比如大禹治水玉山以及磁王等。
然,台北故宫带走的器物,以当时的博物学来说, 皆多为上上等。比如:
在书画方面, 当时记载於宣和画谱, 石渠宝笈, 秘殿珠林 中几乎当时所能拿到的全部的宋元以及重要绘画皆装运至台湾,至於有些留在宫中的,则大多为来不及清点或是在当时有争议的书画, 比如徽宗的听琴图。因此这里有汉晋以来，唐宋元明清历代大家的书画真迹。如王羲之、怀素、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岳飞、赵构、米芾、马远、文征明、唐寅、祝允枝、郎世宁、郑板桥等人的传世之作。
比如书法,宋代是代表了中国书法的巅峰,苏轼, 黄庭坚, 米芾,蔡襄 这四人更是宋代书法公认最好的,可惜的是我国内博物馆中能藏有一幅苏轼, 黄庭坚, 米芾,蔡襄真迹的真的屈指可数,但台北仅米芾相关的真迹竟达78福,且件件是代表作,比如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宋 米芾《苏太简参政帖》,但比起台北蜀素帖又差上一截了,更遑论台北故宫珍藏的赤壁赋,寒食帖 这千年前苏轼的真迹了。这里陈列的唐代法书也堪称绝品,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祭侄文稿，后人将其书品列为“唐人第一，神品之首”。书圣王羲之的书法精品《快雪时晴帖》、《七月都下帖》王羲之《长风帖》王羲之《远宦帖》王羲之《大道帖》王羲之《何如》、《奉橘》帖，个个铁划银钩，形神兼备，刚柔相 济，更是令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绘画当时几乎是全部装箱南迁,南迁中除了不重要的清代帝王的手迹,历经宋元明清历代珍藏的的书画史上的代表作更是几乎都带去台湾了除了及少数留在宫中的,则大多为来不及清点或是在当时有争议的书画, 比如徽宗的听琴图。因此收藏於台北故宫的画卷中有唐至清历代名家代表作，这里收藏了中国书画史上80%以上的代表作品。如唐代阎立本《职贡图》等，无不价值连城。其他名家的画作还有李公麟的《免胄图》、陈居中的《文姬归汉 图》、仇英的《汉宫春晓》、范宽的《溪山行旅》、郭熙的《早春图》唐代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 李思训《江帆楼阁图》李昭道《明皇幸蜀图》韩干《牧马图》唐人《宫乐图》後梁荆浩《匡庐图》关仝《秋山晚翠图》赵岩《八达春游图》南唐董源《洞天山堂图》、《龙宿郊民图》巨然《层岩丛树图》、《秋山问道图》赵干《江行初雪图》五代人《秋林群鹿图》、《丹枫幼鹿图》北宋范宽《临流独坐图》 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宋徽宗《蜡梅山禽图》、《文会图》、《池塘秋晚图》李唐《万壑松风图》、《江山小景图》钱选《桃枝松鼠图》易元吉《猴猫图》、《枇杷猿戏图》崔白《双喜图》文同《墨竹图》蘇汉臣《秋庭戏婴图》宋人《小寒林图》、《梅竹聚禽图》、《江帆山市图》金代武元直《赤壁图》南宋牟益《擣衣图》宋高宗《女孝经马和之补图上卷》张胜温《梵像图|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赵伯驹《汉宫图》萧照《山腰楼观》刘松年《罗汉》马远《雪滩双鹭》轴、《华灯侍宴图》马麟《静听松风图》夏圭《溪山清远图》陈居中《文姬归汉图》宋人《岷山晴雪图》、《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图》、《折槛图》、《秋塘双雁图》轴、《寒林楼观图》、《翠竹翎毛图》、《如来说法图》元代赵雍《骏马图》高克恭《云横秀岭图》王渊《松亭会友图》王蒙《谷口春耕图》方从义《神岳琼林图》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吴镇《双松图》赵孟頫《鹊华秋色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一幅幅字画笔意严谨工细，气象清劲潇洒，都是历代书画中的极品。
在青铜器方面, 当时选择自两晋、隋唐、宋、元、明、清代, 历代王朝交替而传下来的传世国器以及重要史料价值的河南出土文物装运至台湾,如世界铭文最多的青铜器毛公鼎, 世界最早的土地议合契约散氏盘,现存最多铭文的青铜编钟宗周钟, 春秋历史的重要史料子犯龢钟等,珍藏於台北故宫的青铜器机囊阔了古中国青铜时代的各类型作品, 此外如北魏太和元年的《青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坐像》等历代的重器与金铜佛像件件都极具史料价值与历史意义,件件是惊绝的国之瑰宝。
在瓷器方面选择在该种类中最为精美的,比如红宝石僧帽壶就是当时最好的红宝石宣德款瓷器, 再比如当时所能找到依据”埏埴流光”册中记载的23件汝瓷全都带来了台湾。所谓“天下名瓷，汝窑为魁”, 如果汝窑是瓷器中的第一的话那这件收藏於台北故宫的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就是汝瓷中第一了, 因为她是现存汝磁中唯一完美无暇 几乎看不到显著开片的北宋汝瓷。 此外台北故宫当时著将年代较久远的宋代五大名窑,因此五大名窑几乎悉数都运到了台湾。而之後的元代以及明代清代希珍瓷器,比如元朝青花, 成化斗彩, 万历五彩的最精美作品,所以明代官窑特别是最顶峰的永宣青花2248件绝品在台北故宫,也就是世界上永宣青花超过70%在台北故宫且件件是精品和绝品,在明瓷,台北故宫还聚珍了清宫遗藏的大量成化瓷精品。我们知道国内能藏有一件以上成化瓷器的博物馆已是凤毛麟角,但是据资料可考，台北故宫所藏成化器就达 599 件，其中斗彩 247 件，仅以成化斗彩鸡缸杯为例，全中国也仅12件,仅台北故宫就藏有 11 件，数量之多令世人无语。除此之外，弘治604件、正德700馀件、嘉靖966件、万历522件等时期的官窑制品也蔚为大观，堪称系列,件件皆是无法以金钱计算的国宝。至於清代特别是康雍乾三代最重要的瓷器-珐琅彩瓷,现存不超过460支, 其中460件被带到了台北故宫。这些堪称清代瓷器中无上的菁华绝品，所以最终也被国民政府辗转带到台湾,然不仅珐琅彩瓷，台北所藏其它官窑质量也非常高,件件都堪称该类典型代表，不论绘画质量还是制作数量都不可多得,由於60年前国民政府代子的这批皇家藏瓷,另台北故宫瓷器收藏足以傲视世界其他博物馆,堪称世界第一。
再器物方面(当时仅简单分为这几类) 著重在点集中有记载的器件, 比如乾隆钦定《西清砚谱》所收载之中华古砚正谱为二百方、另有附录者为四十方，总计为二百四十方。超过世界现存半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95方。或是皇宫御用珍玩(比如多宝格巧器全数藏於台北故宫), 或是具有特别难得雕刻技法(比如痕都斯坦玉器), 这是种一器一色 薄胎如蝉翅的玉器, 乾隆诗云：「西昆率产玉，良匠出痕都。」痕都斯坦玉精品，原均集中於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暖阁内与圆明园殿座之中。乾清宫於乾隆归政前，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圆明园则在八国联军时被毁, 因此所有现存古籍善本所提及的痕都斯坦玉精品当时几乎全都到了台北故宫。
再者台北“故宫”珍藏善本图书，共149514件，约50万卷。首数文渊阁《四库全书》，自然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史最重要的典籍，是七部《四库全 书》中最珍贵的一部。此外，尚有《四库荟要》和《宛委别藏》，系《四库全书》编妥后，把继续收齐到的书籍173种编成此书，这是嘉庆皇帝最真爱的书籍,更具有无上的史学价值。在善本图书中，可以见到宋元旧堑、旧钞，如宋本《尚书》、《周礼》，宋版欧体的《大字莲华经》，宋道藏本《云宝签》，元刊本《元丰类稿》、 《宣和画谱》、《元典章》，以及宋朝最古老的淳化、咸平年间，由杭州龙兴寿所刊的《华严经》等。明代永乐年间中国与邻国交往的字典《华夷译语》，实为研究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珍贵工具。在蒙藏文书类中的《藏文甘珠》及《甘珠》等，全部用泥金写成。至于文献一类，共38万件，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史每一个朝代的公 文档案，如来批与敕论，内外臣的题本与奏本，各国及外藩的国书表章，历朝的“玉雕”、“圣训”、“实录”等，都是中国近代史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其中特 别珍贵的有：明太祖朱书御笔多件，清太祖本纪、清穆宗亲政诏、韩国致清国国书、清国致英国法国国书、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致清帝宣统国书等等。
此外63箱重要外交文档也收藏在台北故宫,因此台北故宫收藏了近代几乎所有重要条约文本,如《中俄续增条约》《伊犁条约》《马关条约》《南京条约》辛丑条约 中德通商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 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 中美天津条约 中俄天津条约 中俄瑷珲条约《尼布楚条约》等外交文本
所以早期有人说北京故宫有宫无宝, 台北故宫有宝无宫, 但是北京故宫经过这数十年来从全国各地徵集以及许多海内外人士的无私捐献, 加上许多考古挖掘, 馆藏文物回到了180几万件, 如果扣除瓷器标本破片, 以及不完整的器物, 或不具历史价值的文物, 精品部份大约有30万件,虽补足了原先缺乏的,但比起台北故宫的历代精品,确实又差上一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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