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个别教育，作为监狱民警与罪犯沟通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篇一
《罪犯教育刍议》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监狱普遍实行罪犯计分、以分减刑的改造手段，对一部分限制减刑的罪犯失去意义，对限制减刑部分罪犯的教育改造，就成为监狱管理一个急需解决新问题。为深刻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的方针，落实监狱工作科学化发展，必须要进一步强化罪犯教育改造工作。
【关键词】监狱罪犯教育
教育是我们人类一种神圣的社会现象，因而教育也是罪犯教育改造的一部分。我国监狱是国家刑罚的执行机关，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监狱的是为了更好地去改造罪犯，使其在出狱后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监狱法》第三条就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监狱通过“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样的方式来履行好刑罚的执行的功能，完成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根本性的任务。
一、罪犯教育的概念
罪犯教育改造作为改造的三大手段之一，在持续推进监狱全面建设战略、维护监狱长治久安，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的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罪犯教育指的是在监狱执行刑罚过程中，对罪犯所实施的为转变罪犯其思想、行为恶习，通过教授其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的各项活动的总称。“当这种教育力充分显露的时候，一方面使罪犯受到感染和触动，进而在思想和灵魂深处产生斗争和选择，并对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构成威胁和瓦解的态势，且这种态势将不断持续和蔓延，随着监狱人民警察教育改造的深入和强化，罪犯才能接受监狱人民警察积极的教育内容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
二、监狱罪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罪犯教育思想观念落后，重监管轻教育
由于重视监管，在思想和实际工作中都轻视教育，监狱宗旨是“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罪犯改造要依据罪犯内在变化。罪犯教育必须强调内因，监管重视的是规范行为，是外在，这种表面化仅仅是使得服刑人员在行为上看上去守法了，而现实真正改造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的情况中，监狱包括监狱警察对罪犯在监狱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心理变态、心理障碍等问题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强调监狱监管稳定的重要性，而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去解决这些迫切存在的罪犯内在问题，面对这些实际性的问题，应该关注罪犯的教育，监管的稳定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罪犯存在的实际的内在问题。
(二)罪犯教育缺乏系统性
罪犯教育是一项庞杂而细致的工作，对于罪犯的教育我们需要将其改造成为合格的守法公民。对于整个罪犯教育，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性的认识，只是从某些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来谈罪犯教育，这就缺乏系统性使得罪犯教育不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只是单独地强调各环节重要性，反而适得其反。例如，现在普遍采用的监狱管理、劳动改造、教育改造这些改造罪犯的方式，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这三种方式应当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监狱往往是更加关注罪犯的劳动改造，为完成一定经济指标，把劳动指标看做是考核服刑人员最重要的指标，忽视教育这一重要环节。监狱应该是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全面综合去安排监狱各项及各环节工作，使其不是脱节的，这是我们对于罪犯进行改造，最大限度去预防和减少罪犯重新犯罪的重要手段。
(三)罪犯教育缺乏全方位、个性化
监狱教育内容、方式缺乏全方位以及个性化，不同的罪犯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由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罪犯之间本身就存在差异性，无论是知识水平、家庭环境及自身学习能力等等各方面，所以采取不用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发挥罪犯自觉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目前实际情况，一般都是简单地将所有服刑人员集合在一起，宣讲统一而单调的内容，收效甚微。另一方面来说，对服刑人员的教育仅仅局限在监狱期间的教育改造，不注重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以后的效果到底如何。从思想上认为服刑人员步入了社会，在我们看来罪犯就已经完全脱离了监狱，而实际上罪犯教育的实际效果是需要对服刑人员进行出狱后的回访调查，在现实中缺乏这样的认识，认识罪犯出狱就与监狱不存在关系了，缺乏全面的跟踪调查的思想，所以整个罪犯教育的系统并不完善。
(四)罪犯教育缺乏信息化
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每天的生活离开网络信息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然而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却是我们忽略的群体，罪犯的教育本身就缺乏一定的网络信息化教育，罪犯出狱后就与现实社会脱节。尤其在边远不发达地区，监狱自身的信息化设备就缺乏，罪犯的信息化教育就更是难上加难。在现实情况中看，监狱想要建立监狱信息化的网站，现实的工作中缺乏计算机专业方面人员的管理，监狱网站内容陈旧未能及时地更新管理，所以收效甚微。另外一方面，监狱的服刑人员在文化程度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有些罪犯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网络，具体情况也千差万别，罪犯的信息化监狱难度较大。
三、关于改善罪犯教育的相关建议
(一)确立正确罪犯教育改造的观念
对于罪犯的教育理念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从报应主义到预防主义和折中思想的变化。报应主义只是片面强调对罪犯惩罚作用，忽略对罪犯的教育矫正。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现代刑罚学认为国家对罪犯不应只是惩罚，还应通过刑罚来教育改造罪犯。教育改造罪犯，使罪犯弃恶从善，真正地回归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监狱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明显。对于监狱和监狱警察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监狱而言，必须要确立正确的罪犯教育改造观，为促进社会的长足稳定发展，将罪犯改造为守法公民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罪犯教育改造观，充分保障罪犯基本人权，树立人道主义的思想从监狱警察来讲，作为引导者监狱警察必须要正确发挥其帮助和引导的作用，从罪犯教育改造出发，帮助罪犯真正回归社会，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改造的效果。 (二)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
监狱需要构建针对罪犯的全方位、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这需要整合狱内及社会资源，将罪犯的教育改造置于社会大发展的格局中，对于罪犯的改造挽救工作定位于真正回归社会的背景下。完善的罪犯教育包括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效果评价的体系，这才是监狱罪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首先，监狱及监狱警察需要了解和研究罪犯的犯罪具体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对罪犯进行合理、科学的教育改造。根据不同类型的罪犯需要应用不用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同时犯罪在监狱内的不同时间段及出狱后也需转换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通过不同罪犯及不同时间段罪犯教育个性及共性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罪犯教育存在的基本规律。当然对于罪犯的教育改造，需要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在吸取西方有益经验基础之上，光光依靠监狱是不够的，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种积极力量，依据服刑人员的主观及客观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定的帮教活动，建立一种监狱和社会有效结合的教育转化机制。
(三)实现罪犯教育社会化、个性化
罪犯教育的社会化是指监狱在刑罚执行过程当中，监狱与社会中的力量结合，依据新的形式及任务需求，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与采用多种方式，对罪犯的社会化教育采用社会化的教育方法和内容，使得罪犯能够最大限度去适应社会。监狱罪犯教育的社会化是监狱行刑的必然发展趋势，监狱的目标是通过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所以监狱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关注与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目前监狱的罪犯教育社会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得到各国的关注，罪犯教育社会化需要整合各种有用资源，思想教育、文化技术教育及法律教育都纳入到社会教育的大体系，使监狱教育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打破监狱教育工作封闭性，克服监狱教育资源不足，将监内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促进罪犯教育社会化，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监狱的神秘感，让全社会关注和接纳监狱罪犯，使得罪犯教育社会化成为一项全社会、长期性的事业。“所说的罪犯教育个性化，就是在坚持党的监狱工作方针和监狱法规定的工作目标和共性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罪犯教育的改革与调整，创设使罪犯有更多的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空间的改造条件，再塑出既适应社会、监狱机关统一要求又具有独特个体素质的新人。”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罪犯文化程度较低、文盲半文盲占比例较大，这部分人本身缺乏学习的自觉性，有一定程度抗拒教育的主观倾向，所以监狱的责任在于使这部分罪犯在一定程度强制中接受教育。同时我们应该强调尊重个性，也要尊重罪犯个人权利，我国监狱罪犯教育不足在于自愿性规定较少，在实践中做法也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强制性的灌输教育。罪犯教育的个性化需要监狱及监狱警察在全面透彻分析罪犯个别性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对于每个罪犯都应该制定一个适合其的教育改造方案，包括入监到出监的全过程，做到所谓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而提高罪犯教育改造的效果。
(四)利用监狱信息化建设促进罪犯教育创新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罪犯教育必须落实监狱信息化建设，将信息化融入罪犯教育的工作中，采用一系列的信息化手段来促进监狱罪犯的改造工作。利用监狱管理改造的信息化系统，实现罪犯在监狱执行过程中，从日常考核、生活卫生及狱政管理等方面进行信息化的全程管理和应用。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咨询、测试及视频会见等，不断改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同时培养一批监狱警察，让其成为监狱信息化方面的人才，能够将具体工作落实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将网络信息化运用到罪犯教育改造的实践中将罪犯的犯罪情况还有监狱内的改造情况通过监狱信息化建设及时准确地反馈给警察，利用在狱内建立的每个罪犯的心理档案，使得监狱警察开展心理疏导及个别教育可以顺利进行。同时开展教育专题和贴近罪犯生活的活动，监狱信息化建设为切实因地、因时、因人施教原则创造必要的条件，实施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同时利用监狱信息平台可以促进罪犯心理咨询矫治，然而监狱信息化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需要监狱及监狱民警以及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伴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改造罪犯的职能也在进一步得到深化，监狱机关要始终围绕 “改造”的治本功能，以一种求实的态度，对于罪犯教育这一项具体的工作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要有所突破，同时着眼于维护监狱安全和社会稳定，借助社会资源和力量，逐渐实现罪犯教育改造方式、过程及力量的社会化。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监狱工作的长足发展，继而实现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周雨臣.新时期罪犯教育的本质与地位探析[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2).
[2] 贾洛川.论罪犯教育个性化[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
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篇二
《浅析监狱罪犯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摘要：培养身心健康、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是监狱罪犯教育追求的目标：当前我国传统的行刑制度和行刑理念，使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构建科学化、社会化、个别化的罪犯教育体系是提高罪犯教育效能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监狱 罪犯 教育 行刑 罪犯教育理念 罪犯教育目的
一、 理想：提高教育效能，使罪犯复归社会是监狱罪犯教育的应然选择
开放的中国 ，迎来了政治的文明，经济的繁荣，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开放也使我国传统的教育改造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教育效能呈下降趋势。纵观世界监狱行刑发展的历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犯罪人的惩罚、教育矫治，不能缺少人道、民主的内涵，必须体现人道、民主的价值，如此，才能建构现代的监狱教育 。
(一)人道、民主是监狱罪犯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
在世界行刑目的的嬗变过程中，教育矫正在监狱行刑制度的发展中越来越受重视。行刑理念的发展受到刑罚制度的影响，人类行刑制度经历了生命刑、肉体刑到 自由刑的变化相应的行刑理念经历了报应主义到预防主义和折中思想的变化。在行刑史上，报应思想源于愚昧时代、智识未开的原始社会中“以牙还牙，以命还命”的复仇观念和行为准则。而后逐渐演变为宗教因果报应、道义报应和 法律 报应。法律报应盛行期间，西方资产阶级人道、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对近代的监狱改良，给罪犯以人道待遇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报应主义片面强调对罪犯的惩罚作用，忽视对罪犯的教育矫正的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犯罪行为、犯罪人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l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完成，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 哲学 的影响，刑事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菲利、李斯特等认为国家不应只惩罚犯罪，还应该用刑罚来教育罪犯，教育是刑罚的本质。从此，矫正教育模式开始盛行，以教育和矫正罪犯，进罪犯改恶从善，回归社会为行刑目标。不仅适应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而且极大推动了刑行的人道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矫正制度的兴起，罪犯教育以人为本、人道、民主的理念也鲜明地反映在国际机构的相关文件上 1955年联合国《囚犯最低限度标准》第 66条第 1款规定：“应该照顾到犯人社会背景和犯罪经过、身心能力和习性 、个人脾气、刑期长短 、出狱后的展望，而按照每一个囚犯的个人需要，使用一切恰当办法，其中包括教育、 职业指导和训练、社会个案调查、就业指导、体能训练和道德性格的加强，在可能进行宗教照顾的国家也可包括这种照顾。”
(二)监狱罪犯教育目的是培养身心健康 ，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
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贝卡利亚指出：“刑罚的目的不是要使人受到折磨，也不是要使人已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存在，刑罚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人再使社会遭受危害并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 在当今国际社会，刑罚执行不再是惩治罪犯的一元目的，而是多元目的共存。在我国自西周的“明德慎罚”开始到西汉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法律思想，均体现了刑罚和教化的相结合。近代受西方法律思想影响，清末法律大臣沈家本提倡监狱改良，主张监狱应以感化人为宗旨。当然由于时代和制度的制约，监狱罪犯教育目的、效果仍难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监狱 工作在毛泽东“人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的监狱是学校”等理论指导下，于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 l条明确提出“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 自己，成为新人”的监狱改造目的 在 1982年公安部颁发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第96条中进一步规定：“把犯人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 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再一次结合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明确监狱教育的目的是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具体表现为转化罪犯消极错误的观念和犯罪的恶习，提高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培养相应的职业技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监狱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监狱教育个别化、社会化和技术化发展的趋势，监狱培养目标注重以罪犯为中心，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将成为必然要求。
二、现实：制约监狱罪犯教育质量的原因
监狱罪犯教育作为监狱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转化思想，矫正恶习，增长知识，培养技能和促进罪犯身心健康的任务。然而，不容回避的是，由于监狱生产和经营问题造成的无形压力，对罪犯犯罪思想、刑期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是罪犯教育立法、内容手段和教育者的专业化等方面的不足，因而影响了罪犯教育效果。深入研究制约罪犯教育质量的深层原因，对于探索出我国罪犯教育走出困境的新途径十分必要。
(一)监狱罪犯教育受制于传统的行刑制度和理念
监狱罪犯的教育受制于刑罚制度和刑法思想的影响，罪犯教育工作往往呈现出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如受惩罚与报应思想的影响，罪犯教育中以惩代教现象突出，罪犯教育过程中重视“强制性”，轻视罪犯个体的主动性受监禁制度影响教育带有很强的孤立、封闭的色彩，监狱同社会的交流较少受劳动改造观念的影响，罪犯教育中以劳动代替罪犯教育，以劳动评价罪犯改造效果，在白天 8小时的时间以劳动为主，罪犯教育大部分安排在夜间业余时间进行，劳动与教育难以有机结合。此外监狱职能的多元化、民警多重角色的冲突等都影响罪犯教育目的的实现。
(二)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
罪犯教育的内容以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罪犯思想教育内容过于强调思想认识、理想信念的统一性、标准性和唯一性，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等一系列内容脱离罪犯思想实际和当前社会实际，各监狱把上级的通知、指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习惯于按照上级部署开展大规模的活动，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针对性，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形式主义，收效甚微文化教育教材滞后，内容、层次与罪犯年龄、文化程度不相适应职业技术教育过于关注监狱生产发展的需要，忽视罪犯回归社会谋生就业的需要。
集体教育、个别教育和社会教育是罪犯教育的三大基本手段。在 实践中，罪犯教育手段更多的是依靠 经验进行，集体教育课堂化，一锅煮、流于形式个别教育浮于表面，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的是针对罪犯个体的劳动定额、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方面十分看重，甚至不顾罪犯个体的身体条件和技能情况而妄加批评、训I责社会教育不能经常化、规范化，教育活动单向进行，很少倾听罪犯的心声罪犯教育过程中急功近利，不遵循循序渐进、因人施教等教育 规律 ，只求到课率、取证率，忽视罪犯教育的实效。
(三)监狱罪犯教育工作者队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监狱教育队伍的建设是罪犯教育质量的保证，新中国几十年监狱改造历程中，监狱工作者在艰苦的 环境条件下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坚定的政治立场、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监狱工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监狱教育追求人道、民主、效益的价值取向，实现对罪犯的再社会化，使其复归社会的目标。目前监狱教育者仍然是全警皆师，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专业人才，教育者缺乏现代的罪犯教育理念，对罪犯教育的认识不到位， 整天忙于保稳定 ，求效益，客观上已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更难以进行知识的更新。
(四)罪犯教育缺乏立法的支持
目前我国尚无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行刑方面的基本立法是 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监狱法》自实施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监狱法》条文过少，只有 78条，涉及教育改造的条文仅 13条，导致许多教育实践活动缺乏立法的支持。同时由于立法滞后，难以适应新时期监狱罪犯教育工作的需要，全国各省监狱 管理部门从各自情况出发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这些以实用为主的规章制度对教育工作的要求不规范不统一，各省各自为政，甚至有的内容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符，严重制约了罪犯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超越：确立 现代 罪犯 教育 理念，建构监狱罪犯教育新体系
当前，我国监狱罪犯改造 工作正经历由传统、 经验模式到现代、 科学 模式的 历史 转型。刑罚执行、监狱理论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多地关注监狱罪犯改造的理念、教育目的，通过罪犯教育促进罪犯改恶从善，重新复归 社会，提升罪犯教育改造质量是监狱的应然选择。
(一)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
坚持以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为罪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罪犯教育过程中树立人道、民主、效益的理念，明确以罪犯教育为中心，尊重罪犯，关心罪犯的身心健康。肯定罪犯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发挥教育者的 组织、引导和帮助作用。调动罪犯接受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达到罪犯教育过程双向良好互动。摒弃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广泛吸收 自然 、社会和 心理等科学研究成果，解放思想，树立现代、科学罪犯教育理念，推进罪犯教育理论、制度、教育方法等的创新。
(二)罪犯教育体系的科学化、个别化和社会化
罪犯教育体系的科学化是指在科学地罪犯教育的理论指导下，罪犯教育的制度、工作模式和工作效果的评价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罪犯的犯罪原因，科学的认识罪犯，对罪犯进行合理的分层、分类。积极探索罪犯教育的基本 规律 ，发现罪犯教育本身的内部 联系和运行轨迹。查寻罪犯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存在的偏差。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罪犯教育改造 实践工作，整合罪犯教育手段，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监狱矫正的理念和技术，创新罪犯教育的方式方法，构建科学的罪犯教育评估体系，实现罪犯教育由传统、经验的格局 向现代 、科学的格局转变。
监狱教育工作社会化作为现代刑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我国也不例外，罪犯教育的社会化就是克服监狱工作的封闭性，加大开放力度，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将罪犯的 文化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纳入社会教育大系统中，明确罪犯狱外学习制度，改变单一的教育者队伍结构，改变监狱呆板、单调的教育模式，改变单边输送、扮演道德权威和社会教育者的形象，大力宣传罪犯教育，让全社会关注监狱的罪犯教育。
罪犯教育的个别化即要求教育者从罪犯个体的具体情况出发，针对罪犯个体不同的犯罪原因、生活经历、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以及个性特点等采取个别教育。自罪犯人监开始与罪犯共同制定每一个罪犯的个别教育方案，规划刑期，确定切实可行的改造目标。提高民警个别教育的能力，不断探讨个别教育的有效方法。
(三)监狱罪犯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多元化
罪犯教育目的的实现，主要依靠监狱教育者去执行和体现，现代监狱的罪犯教育任务对监狱教育者的要求更高，在当前情况下，必须根据监狱人民警察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和专业能力为标准实行科学的分类，并对其中的教育改造人员和罪犯心理矫治人员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引进，促使罪犯教育工作队伍的专业化。
罪犯来自于社会，犯罪原因存在于社会，对罪犯实施教育离不开社会帮助，为帮助罪犯重返社会，监狱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社会学、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教师等，参与改造方案的制定、对罪犯的心理危机进行干预、对监狱民警进行业务培训和对罪犯进行文化教育等，实现罪犯教育工作人员的多元化。
(四)完善罪犯教育的立法
完善行刑立法，统一的行刑法制是我国推进监狱罪犯教育的必要保障。要根据现代行刑 发展 的要求，国家尽快制定一部比现行《监狱法》范围更广、规格更高，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统一、配合的《刑事执行法》，完善刑事执行法的内容体系加快监狱行政法规、规章制定步伐，拓展罪犯教育中罪犯心理矫治的规定、社会教育规定、罪犯狱外学习和工作的规定等内容，明确罪犯的文化教育纳入社会公共教育体系等，以适应现代监狱行刑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徐景峰.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活动与文献纵览[M].北京：法律 出版社，1992.238.
[2]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 法制出版社，2002.114.
监狱教育改造罪犯
在具体形态上，西方国家的开放式处遇制度表现为以下三种制度：
1）外出制度 ；又分工作外出制度、就学外出制度、暂行外出制度和释放前外出制度，因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而异。
188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女监，首开罪犯在监外从事社会性劳动的先例，1913年美国的威斯康星州通过《休巴法》，正式确认工作外出制度，至1959年开始，美国各州广泛采用工作外出制度，1965年美国制定《受刑人更生法》明确规定联邦矫正机构受刑人员的工作外出制度。在欧洲，瑞典于1945年率先立法采此制度，其后，苏格兰、英国、挪威、丹麦、比利时等相继采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学习外出制度，1971年已有3000多名罪犯外出求学[7]。
2）归假制度；即对执行自由刑的人，因在执行机构表现良好或遇有重大事故，给予一定假期，让其回家的制度。瑞典、英国、美国等对受刑人普遍采用归假制度，瑞典是适用归假制度最广泛的国家。英国的归假制度，原来只适用于青少年感化院的犯人，但现在已普遍适用于一般成年犯人。
3）周末拘禁制度 这是一种让犯人周末（包括周六和周日）在监狱服刑的制度。 其目的在于减少犯人的监禁时间，使其与社会和家庭保持正常联系，既可达到惩罚的目的，又可收到教育之功效[8]。
（三）累进处遇制度
处遇（Treatment），是现代监狱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指在监狱行刑过程中，对服刑罪犯的处置及其所受的待遇。累进处遇制，就是将自由刑的执行分为若干阶段，按受刑人的行刑成绩，渐次改进其待遇，以达到激励罪犯改过自新的目的。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将犯人的整个行刑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或等级，各个阶段或等级均有不同的处遇，体现了行刑个别化的思想。累进处遇制从产生开始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被誉为“百年来最有生命力的制度”[9]。 累进处遇制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自由刑的剥夺度调控理论，这一理论将服刑人的权利自由分解为三个部分：
1)依法必须加以剥夺的部分。即作为刑罚存在的反映而必须加以剥夺的部分。
2)依法必须加以保障的部分。即必须加以保护的罪犯的基本权利部分，这是现代刑罚实行人道主义，反对任何形式酷刑以及保障服刑人员的基本生活条件的反映。
3)人工调节部分，也就是改造机关的自由裁量范围。这一部分根据罪犯在监狱内的服刑改造表现而定。如果服刑表现好，剥夺的部分就少一些，保障的部分就多一些。反之，如果表现不好，剥夺部分就多一些，保障部分就少一些。当然，这种浮动范围是严格限制在人工调节部分本身范围内的，不能超越边界侵蚀其他两部分。这人工调节部分的出现是累进处遇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石。上述内容可以通过图示表现如下：③
受刑人的权利：
剥夺部分——人工调节部分（动态调节）——保障部分
现代自由刑的剥夺调控理论认为，自由刑剥夺的核心部分就是人工调节部分。累进处遇制的差异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都源于此。由于剥夺的人工调节而产生了现代监狱管理的一个重要概念——处遇差，即呈台阶状分布的各种处遇级别之间的差别。这里所说的处遇差不是随心所欲的大起大落的差别，而是在必须剥夺部分和必须保障部分都得以充分实现的前提下的处遇差。
正是上述的人工调节部分，为累进处遇制提供了理论基础。累进处遇制充分利用了人工调节部分，其处遇等级都是建立在这个可调控部分之内的。从本质上说，累进处遇制就是将可调控部分分成等级，再与罪犯处遇挂钩，从而形成级差，用来管理罪犯。
累进处遇制的实践基础或者说基石是罪犯在服刑过程中的改造表现。累进制的所有措施都来自于一定的服刑改造表现，都是对一定服刑改造表现的回报，表现好了就会有好的处遇，表现不好处遇级别就会被降低。现代商品经济的交换观念对累进处遇制的产生有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服刑改造表现可以进行价值判断，而处遇则被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砝码，作为一种报酬手段和激励手段，这种新型关系将服刑表现与处遇挂钩，处遇成为一种‘兑现物’。”[10] 罪犯有什么样的改造表现，就可以判断他的表现价值，确定一定的等级，并以一定的处遇等级与之“交换”。这种关系的确立虽然也有弊端，比如罪犯服刑表现考核的具体操作较难，对监狱管理人员要求高及易导致急功近利的倾向等，但作为现代监狱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其历史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1)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和需要，推动了现代监狱制度的进步潮流；
2)体现和满足了监狱行刑个别化的要求；
3)使监狱管理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调节手段和激励手段。
现代西方各国一般都广泛采用了累进处遇制。英国的累进处遇制：最早产生于17、18世纪，一般是将犯人的刑期从一般处遇到有条件释放划分为四个阶段。德国的累进处遇制：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德国都是较少采用累进处遇制的国家之一。1912年建成的第一个未成年犯监狱以后才开始对未成年犯试行累进处遇制，而现在德国对未成年犯和成年犯都未实行累进处遇制。瑞士的累进处遇制：瑞士的累进处遇制是瑞士的三大矫正措施（累进处遇、广义的劳动和对外接触）之一。第一级为单独监禁，第二级为全程的集体监禁，第三级为半自由状态。
监狱体制改革以来，监狱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监狱的硬件设施普遍有了改善，监狱民警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文明执法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却在执法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出现了，那就是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是否也在跟随着监狱体制的改革而有了较大的提升？困扰着基层监狱民警心中的疑问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监管条件的改善，是否必然导致教育改造质量的提升？笔者认为，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和狱政管理一道，向来被作为监狱改造罪犯的三大法宝，当前监狱对罪犯的改造过程中，比较重视监管安全与稳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罪犯的劳动改造现场由室外向室内转移，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和规范，可是教育改造的质量问题，却由于自身的抽象性以及衡量标准的不确定性，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试图分析当前教育改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剖析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源，并根据科学发展观，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当前教育改造工作存在的问题
《监狱法》第三至五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受法律保护。”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既是监狱的权利，又是监狱的义务。监狱应当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的程序和管理制度，在上级机关的组织指导下，开展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活动。《监狱法》以及司法部出台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和《教育改造罪犯工作纲要》对教育改造工作制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监狱要坚持“以改造人为宗旨”，将曾经是小康社会建设破坏力量的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使之重新成为小康社会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可以说，当前的教育改造工作是在依法、有序、规范、探索的状况下开展的。然而，不可否认，教育改造工作仍然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
监狱体制改革之前，监狱为了生存发展，在特定的环节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拨款远不能到位的情况下，监狱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效益，基本上都采用充分安排生产劳动时间尽可能让罪犯参加劳动，因此教育学习时间自然而然让位于劳动，即使劳动之余也会受限于生产任务的影响，尽管司法部反复以法律的形式对罪犯学习做了规定，但学习仍根本上谈不上效果。近年来，这些现象有所改变，但是，监狱对劳动改造的重视程度依然要高于对教育改造的重视程度。如监狱民警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劳动改造现场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罪犯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劳动以外的教育，更惶论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之间的矛盾冲突，还体现在二者的绝对分工上。罪犯劳动改造时，不接受教育改造；主管教育改造的民警，很少综合考虑罪犯的劳动改造表现；罪犯的教育改造表现不好，不影响劳动改造的积分；罪犯只要劳动改造表现好，照样可以获得应有的表扬与奖励。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罪犯对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的观点明显持有功利主义色彩，能够拼命地去获取劳动改造的积分，却放松法律、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上的学习，视教育改造为畏途，甚至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近年来，顽固犯、危险犯的大量存在，都是放松教育改造所造成的结果。
2、监管安全的重压制约了教育改造的长远发展。
监狱教育改造罪犯工作既是监狱的生命线，也是监狱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对罪犯实施教育改造隐含着正义价值，但是部分监狱领导和民警缺乏正确的处理监管改造的关系，在主观意识上把安全首位意识片面地理解为只要监管工作抓住稳定，不跑人，不出事故，教育只要起到辅助作用就行了，忽视了教育改造工作的长效治本的作用。近年来由于不稳定因素给监狱工作带来的压力，促使监狱把精力集中放在“三防”和确保“五无”事故上，以实现司法部的要求。教育服从监管，监狱工作确保监管安全为前提。在治标与治本的问题上部分领导和民警思想意识不清，为了完成任务，片面追求入学率、到课率和及格率的量化效果，为了保住安全尽量采取狱内集体教育，丢弃了教育改造的长效机制，由于罪犯自身文化水平和狱内条件的限制，罪犯在文化知识教育中无法获得知识收益。在教育改造的方法与形式上，强制性的教育手段，缺乏科学的、严谨的、充满活力的机制，为了检查验收都要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精心准备各种考核资料的要求下，只能搞闭门造车的形式教育，根本无法正常发挥出罪犯出狱后在社会上的就业技能，这种虚假的教育状况直接导致罪犯出狱后就业和生活存在着极大问题。
3、教育改造质量的评估标准不很科学。
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是对罪犯在监狱及社会力量的教育改造下所发生的预期变化的程度或达到的状态所进行的评议和估价。其实质是对监狱改造罪犯工作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检验，是对监狱工作整体效能与改造罪犯工作作一个科学的分析与评判，是通过各种相关因素与变化结果的因果考察，对监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其原因，并通过信息反馈和督促，用以指导和调整今后的工作方向和工作要点。当前教育改造质量的评估标准不很科学之处，主要体现在评估方法不科学和可操作性不强。对教育改造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对罪犯更好的进行教育与管理，如对罪犯进行不同的分级处遇与管理，可是依据现行的评估标准所得出的结果却往往不具有说服力，容易产生比较大的偏差。另外，现行的教育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可操作性不强，过于抽象，对众多的罪犯进行评估后所得出的结论差异性不大，难以被监狱民警当作重要依据来开展工作。
4、教育改造工作中参与各方积极性不高。
教育改造工作的参与各方主要包括提供教育改造条件的监狱、施与教育的监狱民警以及接受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当前监狱工作中存在着重生产、轻改造、重监管、轻教育的现象，有些监狱片面地强调监管安全，各项工作都为了确保无脱逃、无重大安全事故的“零指标”来开展，认为监管设施条件上去了，教育改造工作就必然上去了，没有认识到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部分监狱民警也认为只要完成了自己工作时的“八个小时”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他的事情，至于教育改造工作，应当由搞管教的民警去思考。很多服刑人员也认为教育改造是空泛的事情，没有劳动改造重要，想获得表扬、减刑，关键在于劳动改造的表现要好。对于教育的内容，也没有任何兴趣。长此以往，教育改造工作就成了一件纸面上的事情，说得多，做得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应付上级的检查。
二、为什么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党的十七大以来，全面贯彻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成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就监狱工作而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监狱工作为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的必然要求，是提高监狱机关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是监狱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的要求，也是从大局上为了应对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而对监狱机关切实履行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监狱机关贯彻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提出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的做好法律赋予监狱的职能和任务，保障刑罚执行工作的开展，使监狱成为教育改造罪犯的最重要阵地。笔者认为，监狱贯彻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首要任务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提升教育改造的质量，其理由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教育改造工作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支撑，这个理论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
监狱工作必须理论联系实践，指导教育改造工作的理论必然也来源于监狱实践。多少年来，监狱工作在“生产、改造、教育、刑罚”等谁优先的问题上争论不下，也曾经为了发展监狱经济而放松了监管改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监狱就是监狱”的理论甚嚣尘上，也充分反映了监狱工作者已经厌倦了这种毫无意义的理论争执。监狱的职能是执行刑罚不假，但是我国的监狱工作却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一方面犯罪的绝对人口数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教育改造工作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国的监狱工作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实行单纯的监禁，也不可能弃教育改造于不顾。科学发展观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教育改造工作中的理论争执问题。教育改造中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理论，就是要纠正我们在教育改造工作中偏执的一面，不要试图用某种单一的理论来解决复杂的工作。科学发展教育改造工作，就是要防止我们在教育改造中走上错误的道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使今后国家有财力和物力完全解决监狱的经费问题，我们也不能放弃教育改造工作，而要更好地总结教育改造工作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科学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造理论。
2、教育改造工作的历史也证明，科学发展观最符合当前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历史证明，监狱工作曾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传统的监狱精神需要继承和发扬，但是监狱体制改革以来，新出现的问题更加需要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去思考和解决。监狱曾经是“与世隔绝”的净土，教育改造工作就是在这种近乎真空的状况下一步步开展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信息时代的今天，大环境已经与当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改造工作如果还停留在用大墙将罪犯与周围世界隔离从而起到收效的想法，无异于坐井观天。教育改造工作不是将罪犯教育成落伍于世人的人，也不能让罪犯与社会上的人有太大的反差。我们应当与时俱进，认真思考教育改造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历史上教育改造的理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摒弃的，那就是科学发展观最符合当前教育改造的现状。曾经我们在监狱的出路上苦苦追寻，也为监狱的经济发展苦思冥想，而在国家大力扶持监狱改革发展、监狱职能逐步回归理性轨道的今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造工作是监狱的本职工作，提升教育改造质量是监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科学发展观来解决教育改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监狱的必然选择。
3、只有践行科学发展观，才能更大程度地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用科学发展观来衡量教育改造质量，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对监狱在教育改造工作中近乎严苛的衡量标准，为从事教育改造工作的民警减轻压力。监狱民警不是万能的，教育改造工作也不是治病救人的唯一“药方”，那种用罪犯刑满释放后“零”再犯率来衡量教育改造工作的理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犯罪问题在当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治，我国也不例外。教育改造工作可以根除部分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的念头，从而预防和减少犯罪，但并不是对所有罪犯都这样。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改变教育改造的策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的调整对策，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教育改造工作的本来面目。在实践中探索教育改造的有效途径，在发展中完善教育改造的理论，客观的评价教育改造的效果，辩证的看待教育改造的作用，既有利于教育改造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又有利于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造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教育改造质量的提升，既有赖于客观的法律依据，也有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教育改造中的以人为本，并非一切从满足服刑人员的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法律对教育改造工作的根本要求出发，让服刑人员在教育改造工作中的需求得到实现，促进其全面发展，同时，也要从监狱及监狱民警的工作出发，让其职业满足感得到实现，共同提升教育改造的质量。因此，以科学发展观提升教育改造质量，首先要使教育改造的参与各方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力度与兴趣，其次，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从制度上、意识上使教育改造工作得到创新和发展。
1、教育改造参与各方应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造工作的重要性。
在监狱工作中，教育改造工作并非天下最难的事情，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民警都认为，以前教育改造的方法虽然比较粗糙，但是很管用，罪犯在接受教育改造的过程中也很少有严重抵触的行为。进入新的时期后，由于种种原因，以及执法要求上的严格与规范，罪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借口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放松了接受改造的自觉性。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依法治监真的不管用了，而是教育改造的参与各方在对待教育改造工作的认识上产生了偏差。要提升教育改造质量，参与各方必须首先认识到教育改造工作是监狱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监管工作质量的好坏，直接评判依据就是教育改造工作质量的好与坏。我们不能因为少数罪犯有抗拒教育改造的行为而束手无策，甚至以单纯的监禁来替代教育改造，或者以片面的监管安全掩盖教育改造不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教育改造的以下参与各方都必须正确的认识教育改造工作：
一是监狱领导要高度重视教育改造工作，并且要想方设法提升教育改造的质量。
要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关键在于监狱系统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一要增强依法实行教育改造的意识。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和监狱狱务公开的推进的深化，监狱领导要严格依法办事，避免挤占教学场地、放弃教学课时、默许罪犯长时间的超时劳动等现象的出现，从而保证教育改造工作的正常开展。二要增强教育改造工作是主业的意识。监狱工作的宗旨就是要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为此，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手段，不断提高改好率。三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监狱机关各级领导理应是教育改造罪犯的行家和专家，领导者应该以教育改造罪犯为己任，经常为教育改造部门出点子、探路子、做样子，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带动和培养更多的教育改造罪犯的精兵强将。监狱领导要确立教育改造工作在监狱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发挥教育改造工作的主导作用。要把加强和改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分析，切实解决教育改造工作中的问题的矛盾。要对事关教育改造工作的人、财、物、力予以切实的保障。教育改造罪犯的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隐蔽性，领导者应有前瞻性的眼光，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监狱领导还要把教育改造目标和质量指标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和工作目标责任制的体系之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和相应的分值，使教育改造工作指标成为刚性指标，便于检查和考核。监狱领导要亲自到改造罪犯的第一线做调查、上大课，进行顽危犯攻坚，这样势必会鼓励和带动广大基层民警奋力向前，也只有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才能真正实现正确的决策和指挥。
二是主管教育改造的职能部门，在当前主要是监狱的教育科，必须为教育改造工作创造良好的保障条件。监狱系统各级教育改造职能部门担负着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建议，及时组织指导、协调各项教育改造业务展开的重要职能，其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推动教育改造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实践迫切呼唤着教育改造职能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谋求发展，切实有效地在以下方面奋力开拓进取。首先要根据新时期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现状和当前罪犯思想改造的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准当前教育改造的薄弱环节，选准加强和改进的切入点，摸清当前罪犯的思想实际和行为特点以及改造需求，从而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努力探索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造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其次，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做深、做细、做活新时期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是教育改造职能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三，努力增强阵地意识和进攻意识。为教育改造罪犯而规定设置的场地、经费和师资配备发挥着教育改造工作的阵地作用。
三是监狱民警要以教育改造工作为己任，以教育改造质量的提升为工作目标，开拓创新，团结进取，努力提升教育改造质量。监狱体制改革以来，监狱民警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法律对监狱民警的要求更加具体而严格了，大多数民警都能够依法、公正、文明、科学地执法，而极少数民警却由于种种原因走上了歧途，成为了被执法的对象。也有些民警对当前文明执法工作认识上有所不足，观念上仍然停留在简单、粗暴执法的初级阶段，认为要想做好教育改造工作，单纯的说教是起不到成效的，只要采用更加严厉的甚至是对服刑人员人身有所约束的手段就可以将服刑人员改造好。笔者认为，这种念头是要不得的，更是导致今后进一步违法执法的导火索，监狱民警必须从心理上彻底摒弃这种认识。教育改造工作质量的提高，要寄希望于法律的更加完善和监狱领导的正确决策，更要寄希望于监狱民警特别是基层民警的开拓创新，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当前，在教育改造工作有一种做法，那就是将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在时间上、主管民警上都截然分开的做法，笔者认为需要加以改变。监狱民警是一个团队，需要存在一定的分工，但是更需要在教育改造工作中的合作。大量顽固犯、危险犯、抗拒教育改造罪犯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而这种简单的改造时间上分工和主管民警上的分工也导致了部分服刑人员钻了空子。如他们利用民警交接班上的时间差，在不同的民警面前表现不同的角色，甚至鼓动及挑拨民警的不和，以达到逃避教育改造的目的。同一分监区的民警，也因为职能上的分工，除了例行的会议外，有些几个星期也见不到一个照面，这样就很难发现服刑人员在教育改造中的异常表现，对于及时掌握服刑人员的行为动向是很不利的。因此，在教育改造工作中，既要重视民警分工的必要性，又要强调民警合作的重要性。对于教育改造工作而言，同一个分监区的民警，就是一个团队，必须从团队的目标和责任心出发，更好地、共同地去做好教育改造工作。
四是接受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要改变“教育改造无用论”的片面认识，从内心上确立教育改造的阶段性目标，一步一步将自己打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和守法的公民。许多服刑人员持有“教育改造无用论”，无非是认为自己是否改造好，别人也看不出来，或者认为改造得再好，出狱后照样找不到工作，还是受人歧视，因此放松了对教育改造的认识。笔者认为，教育工作从外观上是无法鉴别出质量的好坏来，但是，通过科学的评价标准，是可以发现教育改造工作对服刑人员所造成的影响的。监狱民警要引导服刑人员确立不同阶段的教育改造目标，分阶段、按步骤去实现，而不是用一种笼统的标准去衡量改造的结果，一旦服刑人员自己感觉到有了成就感，就必然会对民警的施教工作产生深厚的兴趣。“兴趣是学习之师”，教育改造工作也是这样。比如对不同类型犯罪的服刑人员设定不同的教育改造目标，对不同刑期的服刑人员又设定不同的教育改造目标，只有当每一个具体的目标达到以后，才去实现下一个目标，这样教育改造工作就有了现实的标准，对服刑人员而言，就不再是枯燥的说教和让人“昏昏欲睡”的理论了。
2、应将科学发展观引入到教育改造工作中来。
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与参与各方积极主动的参加密不可分，与教育改造的施教方法、传授内容也有很大的关联。笔者认为，要想真正的提升教育改造质量，必须将科学发展观引入到教育改造工作中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一是要科学认识罪犯和教育改造工作。
长期以来，社会大众都偏好用某种眼光看待在押的罪犯，俗称用“有色眼镜”来认识罪犯。对于大部分公民而言，他们都有保留自己观点的自由，而对于从事教育改造工作的监狱民警而言，则应当转变单一的、有偏见的、过于绝对的认识。有些民警内心上厌恶服刑人员，对于教育改造工作是能避则避，能躲则躲，和服刑人员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教育改造工作长期停留在疲于应付的状态，想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在他们的眼中就成了笑谈。有些监狱领导对教育改造工作则另有看法，他们总认为教育改造工作是万能的，一旦出现顽固犯、危险犯，就贬低基层民警的工作积极性，甚至有些监狱、监区领导不愿意基层民警反映负面现象，无法正视教育改造中存在的问题。还有些民警，一开始倒是有满腔热血投入到教育改造中，但是屡屡碰壁的事实却让他们再也不愿意谈及教育改造工作。当前基层民警中普遍存在“不愿管、不会管、不敢管”的现象或许与此有关。笔者认为，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科学认识罪犯和教育改造工作的态度。罪犯能不能改造好？改造质量如何评估？一旦出现负面典型，是不是都与民警工作不力有关？想回答这些问题，先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人都具有社会性，罪犯也不例外。社会性，即是人的共性。我们认为教育改造工作可以挽救一个人，是从共性上来认识的，即大多数服刑人员都可以通过教育改造，变成守法的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但是，人又都具有差异性，即人的个性。每一个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特征，即其个性。服刑人员个体上的差异，决定了教育改造工作必须具有针对性。如果我们在教育改造工作中忽略了共性，过分强调个性，那么，服刑人员的行为就很难形成一种合力，团体的影响力就会衰减，教育改造工作容易成为一盘散沙，从而失去凝聚力。反之，过分强调共性，忽略服刑人员的个体差异性，教育改造没有针对性，那么服刑人员就容易丧失热情和兴趣，极易形成“监狱人格”，导致教育改造工作经常碰到“软钉子”。所以，要科学认识罪犯和教育改造工作，就必须认识到服刑人员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从中找到一种平衡点。对于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服刑人员，要积极加以引导；对于极少数确实不思悔改的害群之马，要采用正当的途径与手段，而非苦口婆心的说教来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在一个监狱的范围内，应成立相应的罪犯行为分析机构，对拒不接受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分析其行为根源，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当前民警普遍反映的短刑犯、“关系犯”、狡诈犯改造难的问题，一方面与基层民警警力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民警在这方面的对策不够有关。要科学地认识到，与其让每个分监区的民警来单独对付和教育服刑人员中的“抗改造尖子”，不如将这些尚不够禁闭条件的“抗改造尖子”集中收押，集中施教，以期取得施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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