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制瓷业，是辽代手工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技术上受中原影响，所以制瓷工艺与中原北方各窑也大致相似。不过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差别，还具有某些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辽代的瓷窑遗址，在内蒙古、东北三省及北京地区发现多处，如林东辽上京临演窑，林东白音戈勒窑，辽阳江官屯窑，赤峰缸瓦窑，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等。
辽代瓷器以白瓷为主，兼烧白釉黑花和黑釉瓷器。白瓷的制作比较好，受邢窑和定窑的影响较大，制品有精、粗两种，精者可与定窑上品媲美。辽白瓷巾有底刻“官”字款的，当系官窑制品，产品胎质莹白坚致，釉色白而微微泛青，十分精致。
辽代瓷器的造型丰富多样，除仿照中原的形式烧制杯、碗、盘等藏品征集：一叁壹〇一柒一叁〇〇肆 秦先生日用杂器，还烧制具有契丹民族传统独特风格的器物，如鸡冠壶、穿带壶、长颈瓶、三角形碟、方碟等。有少量的印花、刻花、划花和贴花制品，花纹简捷淡雅。
金代是我国女真族于北宋末(公元1115年)，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取得不少令人注目的成就，是中国陶瓷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
金代早期东北地区瓷器受辽瓷影响较大。绝天多数为日用粗瓷，如碗、盘、瓶、罐、枕等。瓶、罐一类器物往往附有双系、三系或四系(即器耳)，这是金代早期瓷器的特点之一。装饰花纹简单草率，仅见有白釉黑花瓷，与辽代白釉黑花瓷很相似。
北宋末年，宋、金连年战争，使北方中原地区瓷业受到浩劫，但在金迁都燕京(公元1153年)后，中原地区的瓷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金代钧窑继续烧造，生产范围从河南扩展到河北、山西等地。瓷质比较坚细，呈灰褐色，釉面莹润，有的有开片，釉色仍具有月自、粉青、紫斑等特点，质量不逊于北宋。金代钧窑紫红斑瓶，造型秀美，釉质光润，釉色仿佛在蔚蓝的天空中涌现的满天红霞，给人以变幻无穷的色彩关，显示了金代钧瓷的特殊风貌。
金代定窑是北宋定窑的直接继续。过去认为定窑毁于北宋末年的战火，对定窑的下限划在“靖康之变”(公元1126年)。随着北方地区金代墓葬和江南地区南宋墓葬定瓷的不断出土。以及定窑遗址中金代定瓷的发现，证明过去的观点不正确，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北宋末年，宋金对峙，连年战乱，定窑生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到了约12世纪中期，定窑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所烧瓷器再次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金代定瓷胎质细白，白釉呈乳白色，器物有碗、盘、洗、瓶等，制作规整。装饰方法有印花和刻划花，以印花装饰为突出。例如1974年出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金代定窑白釉印花缠枝牡丹纹菊瓣盘，盘日呈折沿菊瓣状，盘身也呈菊瓣形，制作精巧，盘心印缠枝牡丹纹，印花清晰生动。
金代定瓷的装烧方法，除一部分产品仍采用宋代的“覆烧”工艺，生产“芒口”瓷外。一部分粗瓷产品则采取砂圈叠烧法，即把碗心一圈刮釉后叠烧，这种新工艺烧制瓷器产量高，成本低，是金代瓷匠的创举。
金代磁州窑仍以白釉黑花瓷器为主，造型和装饰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常见器物有碗、盘、罐、碟、盏托、枕、三足炉等，装饰图案多样，绘画粗犷不羁，潇洒生动。如磁州窑白地黑花鸟纹虎枕，枕作卧虎状，背为枕面，上施白釉绘黑彩芦塘秋禽图，纯然一幅传统中国水墨画的画面。枕底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口家”(大定二年为公元1162年)，大定为金世宗年号，这是一件具有纪年款的重要器物，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
耀州窑在金代仍以烧制青瓷为主，也有黑釉、酱色釉和白釉黑花等。青瓷釉色多为姜黄，胎质浅灰稍粗。器物以日常生活用瓷为主。装饰花纹由宋代布满器身的风格趋于简单，逐渐变为刻印花卉或圆圈、六长方格式的图案，并有犀牛望月纹、八卦纹、水波纹等。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刻花少见。瓷器的烧造，大多采取类同定窑的砂圈叠烧工艺，器物内心留有一圈无釉的“涩圈”。
金代除上述地区生产瓷器外，还有山东淄博、山西介休、安徽萧县等地瓷窑，说明在金代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北方的陶瓷生产虽然由于战争破坏，受到一定影响，但随后就恢复生产，并取得一定成就，在中国陶瓷史上应占有不可磨灭的一席之地。过去那种“金代无瓷器”的偏见，是应该予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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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历史上的“辽金岁月”
契丹早中期葬式为树葬加火葬
树葬加火葬是契丹建国前葬俗的主流。树葬是源于原始民族普遍流行的天葬。即将死者尸体置于深山或者郊野的大树上，任其腐化。契丹族的天葬在《北史·契丹传》、《契丹国志》中均有记载，而且逐渐和火葬相结合。契丹先民“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旧唐书·契丹传》中不仅有相同的记载，而且记道：“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孙不哭。”反映了早期契丹贵少贱老的习俗。这种古老的葬式可归结为火葬，但又不同于以后直接焚尸的火葬。是古老天葬的一大进步，即不是将尸体放在野外永远不管。这种葬俗在民间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楼钥奉使金朝路过契丹地区，曾见契丹置尸木上，并记到：“道中有一晒尸棚，其俗，行有死者，不理，立四木高丈余，为棚其上，以荆棘覆其尸，以防鸱枭狗鼠之害，立一碑以记其姓名年月。”（楼钥《玫瑰集·北行日记》）。焚尸火葬在僧人和平民间盛行，后又逐渐演变成焚尸土葬。
中后期为火葬加土葬
火葬加土葬是契丹与汉族交往增多而使葬俗引起的变化。随着辽朝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契丹的葬式逐步由天葬、火葬向土葬过渡。特别是辽朝晚期，是契丹墓葬构筑史上的“繁荣”时期。不仅形制多样，而且砖、木、石混合的仿木结构大量用于墓室建造，普遍出现斗拱，室内装饰已变成了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缩影。
早期由于经济原因，契丹平民死后经火化，只是将骨灰盛于陶罐、小石棺内了事，甚至还有多人用一个骨灰罐的。在辽上京地区曾发现有契丹族大量的火葬墓，其中就有“毡帐式”陶质骨灰罐和瓷质骨灰罐，有的还有鹿、鱼等纹饰，反映了契丹族游牧、渔猎的生活习惯。在平泉县发现的小型石棺则呈“屋顶式”，反映了契丹中后期居住环境的汉化情况。小石棺有长方形、正方形等形制。在辽代的木制骨灰匣中，既有正方形的，也有长方形的，还有无底的。至辽圣宗时期，契丹人还不使用棺材。因宋使章濒于天圣（1023--1032年）中死于辽境，无有棺材，“舆至范阳方就殓”，自此后，辽人才造数口棺材，“各使入境，则载以同行”（沈括《梦溪笔谈》）。
契丹墓坑形制有土坑竖穴墓、土坑火葬墓、石棺墓等。墓室有单室、双室、多室等。除土坑墓外，还有砖室墓和石砌墓。即有单人墓，又有双人墓，还有多人合葬墓，后者多是为主殉葬或僧侣的合葬墓。平泉县台头山乡小吉沟村70年代末发现的辽墓就是一座多室墓，包括一个主室和两个耳室。平泉马盂山地区发现的13座辽墓中，既有单室墓，又有多室墓。既有圆形的，又有八角形的。而辽圣宗的陵墓有前、中、后三个正室，四个侧室，以后室为主。
大多数辽墓都砌有尸床，这是契丹族独有的葬法。即将木棺或石棺作为葬具放于尸床上。皇帝和大贵族尸床上还罩有小木帐，有的还悬垂帷幔。有的棺前还有供桌。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及与中原汉族农耕文化的融合，后期的墓葬，特别是贵族则多采取土葬方式，而且陵墓建筑讲究，陪葬品亦多。帝陵和大贵族墓更为奢侈。辽墓陪葬品多为金银饰品、生产生活用品。值得一提的是，辽瓷是重要的陪葬品，特别是辽代典型器物鸡冠壶，出土较多。出土的契丹马具也为数不少。
契丹墓葬的形制
契丹墓葬不留坟头，是故至今仍有许多墓葬不为人们所知。契丹皇帝和大贵族的陵寝，需按照堪舆之术，选“背山、面水、向阳”的风水宝地，凿山为殿而葬之。砌穹隆顶和彩绘壁画是契丹墓的典型特征。穹隆顶及墓室均为青砖或石块垒砌。后期墓制多演变成长条形，也曾发现过六角形和八角形的墓葬。有条件的墓室地面还用青砖或条石错缝铺就。棺为石棺或木棺。较大型墓葬还有墓道和墓门。多数契丹墓葬内都有墓志一盒，以记死者生卒年月、埋葬时间和地点、族属、家庭成员、功绩等。帝陵地面有神道，神道帝还建有祭殿、享堂和膳房。排列有石羊、石虎、狻猊、麒麟、石人等石刻。关于壁画，多绘祥云、飞鹤、莲花于穹隆顶。墓壁则多绘主人生前生活场景，如出行、畜牧、狩猎、烹饪、饮宴活动及侍仆、花卉、吉祥图案等。皇帝及贵族墓墓壁因用柏木“装修”，壁面平整，工匠们就在用白灰粉刷过的壁上创作。而一般的墓葬则是将墓壁用草泥抹平，然后在抹一层白灰，干后再在上面作画。由于契丹墓壁画用金属颜料绘制，非经破坏，若干年后仍光彩夺目、栩栩如生。个别的贵族墓棺材和覆尸小帐上也绘有壁画。因为辽代绘画作品传世甚少，其壁画是我们了解其绘画艺术的重要渠道。葬于平泉县蒙合乌苏乡八王沟的辽大长公主墓在被盗后仍残存三幅壁画，在其周围还发现了四个被盗的多室壁画墓。契丹贵族墓葬的石棺还要进行雕刻，一般为抽象化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棺前刻门吏，棺盖亦刻牡丹、飞凤等各种美丽的花纹。
契丹墓中还有葬木俑的习俗。这种葬式僧侣居多。木俑一般用柏木按死者生前的容貌雕刻。有的用一块木头雕成，有的用几块木头雕成。头、躯干、四肢各关节用木榫连接，所以很多部位是活的，甚至可将木俑做成不同的姿势，或坐或卧，或四肢屈伸。有的还在头、躯干部位凿出长方形槽，放入死者相应部位的骨骼或骨灰，以示埋葬的死者真身。而木俑又代替了骨灰匣。木俑还要着合体的衣饰。契丹族笃信佛教，因此贵族中也有用木俑、石俑作陪葬的。
契丹族有“烧饭”的习俗。还源于古代灵魂不死的观念。死者葬后，每逢朔、望、节辰、忌日等，有焚烧酒食，祭祀亡灵的仪式，名曰“烧饭”。此俗由契丹族创建，女真、蒙古等族沿袭。《虏廷事实》就曾记金、元时；“尝见女真贵人初亡之时，其亲戚、部曲、奴婢设牲牢、酒馔以为祭奠，名曰‘烧饭’。”现平泉一带城乡居民中仍普遍存在。甚至还发展成了每逢年、节，在十字路口焚烧白酒、点心、水果、纸钱，遥祭亡故亲人的习俗。
游历纪实（10）溯古抚今：走进辽宁省博物馆
鸡冠壶
金面具
白釉褐彩梅瓶
假如，我们可以来一次“ 历史 穿越”，就会惊奇地看到沈阳11万年前的打制石器、7200年前的鸟形木雕、夏商周的青铜器、战国时的青铜戈、秦朝的陶量器、两汉时期的高级建材遗物……
由沈阳市文化 旅游 和广播电视局、沈阳日报共同主办开展的，为正在筹建之中的沈阳博物馆征集镇馆之宝活动，吸引了广大市民的兴趣和关注。在本期介绍中，市民可以了解到，在沈阳出土的辽金时期的三方石刻、绝世辽瓷、纯金面具等，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沈阳厚重的 历史 内涵。
在辽代(公元916年～公元1125年)时，沈阳称之为沈州，大部分地区属于东京道(今辽阳)管辖，其北部的法库县、康平县境内分布的州县属于上京道(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到了金代，沈阳仍为沈州，属东京路都总管府管辖的刺史州。
从公元10世纪初至13世纪初，契丹辽朝与女真金朝存续的三百多年间，是沈阳古代发展史中的关键时段。辽金两朝都曾积极推行“因俗而治”的国策，对辽沈地区诸州县进行有效管理。
辽金时期，多民族聚居辽沈地区，契丹人、汉人、渤海人和女真人在这里生息繁衍。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烧制陶瓷，冶铸银铜，纺织绢帛，贩运特产，交换商品，为各族民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物资，做出了卓越贡献。
通过近年发现的那些深沉而精美的文物，充分展示了辽金时代沈阳地区的辉煌 历史 与灿烂文化。
三方石刻确定沈州城就在中街一带
沈州，辽代隶属于东京道，建于辽太祖神册六年(921年)，与“沈州”同建的还有该州所属的“乐郊”“灵源”两座县城。在辽太宗耶律德光执政时期，将刺史州“岩州”划归沈州。那么，沈州城到底在今天沈阳的什么位置呢？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拆除小北门附近的辽代崇寿寺残塔时，在地宫内出土了石函，上面刻有“乾统七年岁(1107年)次丁亥四月小尽丁巳朔十一日丁卯火日，选定辛时于州北三歧道侧寺前，起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等文字，说明沈州城在该塔南面。1953年，人们在浑南桃仙镇莫子山(辽时称卓望山)的辽塔地宫中，发现了辽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年)的石函，上刻有“大契丹国辽东沈州南卓望山上造无垢净光塔一所”等文字。由此可证，辽代的沈州城位于卓望山的北面。1985年，考古部门在维修塔湾辽代无垢净光舍利塔过程中，在地宫发现一件石函，石函上有刻于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的文字，其石函上盖有：“南瞻部州大契丹国辽东沈州西北丰稔村东……”等文字。这就是说，当时的沈州城应位于该塔的东南方向。
综合以上三件石函关于沈州方位的文字描述，结合目前考古发现，专家们基本可以确定：辽代沈州城就在今天沈阳老城区中街一带。至于其城墙的具体位置，还有待考古发现。
一千多年前，沈州置建时城址之选定，充分体现了辽朝人的聪明才智。沈州及其附属周边州县，处于东北平原的中南部，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降水充沛，宜耕宜牧，加之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条件，因而，奠定了其后来作为清朝开国之都城和当代东北地区中心大都市的 历史 地位。
绝世辽瓷
沈阳的发现轰动学术界
辽代在沈阳大地留下了丰富的 历史 遗存，辽代陶瓷即是这些 历史 遗存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也是辽代 历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者将辽代陶瓷按照产地分为“辽产陶瓷”和“输入瓷器”两大类。辽产陶瓷即辽本土窑场烧造的产品，也是辽王朝在接受中原汉文化过程中，吸收中原制瓷技术并与本民族传统和特点结合产生的，被誉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株瑰丽的奇葩”。“输入瓷器”即由辽境以外窑场烧制并输入到辽境的产品。
辽产陶瓷，根据辽墓出土的陶瓷器物形制分析，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模仿中原瓷器形制而制作的各类生活用品。另一类陶瓷器的器型颇具浓郁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文化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鸡冠壶”，大致分为穿孔式(单孔与双孔)和提梁式两种。法库红花岭辽墓出土的绿釉鸡冠壶，叶茂台23号墓出土的提梁鸡冠壶都非常精美，富有民族特色。
在众多辽瓷中，康平张家窑林场辽墓出土的两件辽瓷更是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康平辽代契丹贵族墓群的时代范围，大致在10世纪中期至11世纪中期，这里出土了一批珍稀精美的高等级随葬品，特别是白釉黑彩和白釉褐彩梅瓶，更为辽墓中首次出土。
在出土的白釉黑彩梅瓶瓶体上，用黑彩绘制图案。图案上有一只梅花鹿、一只羊、两条狗和一只兔子，动物大小按照真实比例描绘，鹿、羊、狗体积较大的四只动物均匀分布在梅瓶的四个面，形成狗逐鹿和狗撵羊的场景。整体图案构成一幅草原上猎狗狩猎的场景，画面饱满，造型传神，充分体现了契丹帝王“捺钵”的活动习俗。据专家鉴定，该器物上的图案为国内首次发现，堪称孤品，其价值不可估量。
纯金面具
辽沈地域独特葬俗的反映
2017年4月至11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康平张家窑林场考古发掘过程中，对该墓群进行考古发掘，9座墓葬共出土器物400余件，其中包括完整的宋辽瓷器和制作精美的辽代金银器、玉石玛瑙等珍贵文物。4号墓出土的纯金面具和两只绝世无双的精美梅瓶，证明墓主人的身份相当高贵，或许是位既能征战沙场，又颇具生活情趣的王爷。
金属面具是辽代契丹人的奇特葬具。辽代辽沈地区工匠们用有色金属制作的供丧葬用的“面具”和“网络”，颇具北方地域与民族特色，并有颇高的工艺水平。契丹人的“金属面具”大致有银质、铜质和铜鎏金三种；样式分为扁平浮雕式面具、半浮雕式面具和高浮雕式面具三种；用途有成年男性面具、成年女性面具和儿童面具三种。根据辽墓出土的“面具”实物分析，辽代金属面具是按墓主的面容打制的，所以具有性别和年龄之分，男性面具较大，具有一种粗犷的韵味，且多錾刻胡须；女性面具相对而言“面相”较清丽，耳垂部多留有佩戴饰件的圆孔。金属面具用于覆盖死者的脸部。在康平张家窑林场辽墓、法库县大孤家子乡李贝堡村辽墓，都有精制的鎏金面具出土。今天，在这些神秘面具的背后，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等着我们去挖掘、讲述……
谁能给我一些陶瓷方面的资料？
文/木叶山
仲秋，闲暇。走进了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坐落在沈阳市浑河南岸的新城区智慧三街，中心广场的东北侧。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
他的前身为1949年7月7日开馆的东北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该馆素以藏品丰富，特色鲜明而闻名于海内外。
馆藏文物总量11.2万件。其中以《曹娥诔辞》《唐摹王羲之—门书翰》、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北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鹤瑞图》等晋、宋、元等字画精品。宋元明清等缂丝刺绣，红山文化的玉器，商周时期窖藏青铜器，辽代陶瓷，历代墓志，明清版画，古地图，历代铜镜和货币，最有影响。
该博物馆的占地面积8.32万平米，建筑面积约为10万平米。分文物展览、保护、储藏、观众服务、综合五个功能区。
展区的面积约4.2万平米，共22个展厅，分布在三个楼层中。其中：
一层展厅以安排临时展出为主，现有3个展厅是古代墓志、明清玉器、明清瓷器。
展馆二层，现有6个展厅，正在展出货币、辽瓷、佛教造像、玺印、铜镜、满族习俗。
展馆三层，有5个展厅，常设厅有“古代辽宁”展，还有馆藏书法、书画、丝绸展。
在一层进楼门的正面和两侧墙壁上，各有6块以辽宁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铜质浮雕。展现了辽河流域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为博物馆的建设增加了文化内涵。
以主浮雕“ 文明曙光”为起点，依次为“北土方国”“开疆拓土”“华夏一统”“开发辽东”“儒风北渐”“隋唐营州”“契丹肇兴”“金代东京”“九边之首”“满族崛起”“东北易帜”“国歌序曲”等。这些浮雕的展示，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象，展现了辽河流域的历史文化。
辽宁博物馆，是一个开放式的展馆，可免费进馆。我们是从一楼进馆的，门口服务人员安检后，就可以进去了。
进门首先是看到的，是正面墙壁上的巨幅铜质浮雕，非常醒目。一层展厅，走马观花看了一下展厅门口的题目，就上了二层，重点看了铜镜展厅。
这个展厅，展出的主要是从战国，到明清不同时代的铜镜。只见门口首页展出前言中写到：
玉匣聊开镜，轻灰暂拭尘。
光如一片水，影照两边人。
月生无有桂，花开不逐春。
试挂淮南竹，堪能见四邻。
这是一幅以古代铜镜为照片背景，介绍铜镜的起源和消亡的历史过程。说的是人类在远古时期无有镜子，但古人也有美的观念，对自己的容貌举止也很重视。他们最先以止水照容，到铸鉴盛水，至到齐家文化出现铜镜。在长达四千多年的时间里，铜镜一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工具。到了清朝的中叶，玻璃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才结束了铜镜的历史。
今天我们见到的铜镜，只是铜镜背后精美绝伦的纹饰，讲述着不同年代的历史，和当时人们的生活，传递着那个时代的信息。
（一）战国镜
铜镜的制作，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第一个高峰，纹饰由单纯素面或几何纹样，发展到了蟠虺纹、云雷纹、山字纹多种样式。同时透雕和铸、错金银、镶金嵌玉工艺在铜镜的应用，也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图略）。
（二）两汉镜
汉代是铜镜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期，上承战国镜，流风及于汉魏六朝。纹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有星云纹、博局纹、草叶纹、铭文吉语、车马画像、四神等。铸造工艺日趋精湛，铜、锡比例合理的配置，使镜面发出高亮白光，成为了青铜器铸造业衰落后的又一奇葩工艺（图略）。
（三）隋唐镜
唐代铜镜，不但突破了铜镜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菱花、葵花、方形、亚形镜，而且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布局灵活多样，题材丰富多彩，且有异域人文色彩。花鸟菱花镜、瑞兽葡萄镜、人物故事镜等，都反应了盛唐的气魄，突出了一种繁荣的氛围。工艺方面出现了金银平脱镜、螺细镜、贴金贴银镜等，成为了后世人铜镜铸造，又一个无法超越的高峰（图略）。
（四）两宋镜
两宋（北宋、南宋）时期，在继承了传统铜镜的基础上，创新了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众多新镜形 ，如钟形、盾形、鼎形、桃形等。两宋铜镜的纹饰主要有花卉、花鸟、龙纹、人物故事、八卦、吉祥语和商标名号等。其中尤以缠枝花草和双鸾、双凤镜具有时代的特点。北宋的花鸟镜、南宋的商标号镜最具两宋的特点（图略）。
（五）辽镜
辽（大辽、契丹人）镜继承了汉、唐的遗风，又吸收了镜的风格，有其独特之处。如典型的龟背纹镜，采用方圆结合，层层分割曲直相形的图案，形成独特的四合纹样。龙纹镜以其刚健犀利细线刻技法带来高潮的艺术表现力，菊花纹镜更多地吸收了宋代的缠枝花草的细腻、柔美（图略）。
（六）金镜
金代（女真人）铜镜的主题纹饰非常丰富，其内容不单有中原流行的图纹样式，也反应了本民族的传统内容，表现手法上也体现了本民族的特点。如金代的双鱼镜，采用浮雕的手法体现纹饰，给人以厚重的感觉。金镜刻画的双鱼、双龙、花枝或是人物、山石、树木，线条都比较粗犷豪放（图略）。
（七）元明清铜镜
元代的铜镜工艺已趋向衰落，仍沿用宋、金时代的图案。但饰纹也粗略简陋，但有各种类型的梵文咒语镜，是元代的一大特点。明朝的铜镜一般圆大而厚重。一般多为圆形，有柱形钮、圆钮、银锭钮。多记年镜、古语镜及带作坊名款的铜镜，饰纹有龙、凤、花草，也有的是八宝图案。到了清代铜镜已经衰落，但宫廷内也不乏有精品（图略）。
由于时间关系，一个上午花了近二个多小时，仅仔细看了这一个展厅，未免有点遗憾！
2019年8月31日沈城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评诗家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和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
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主要窑址有：上虞窑、宜兴均山窑、肖山上董窑、成都青羊宫窑、福建天山马岭窑等。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窑址发现得不多，仅河南安阳窑、河北贾壁窑、山东淄博窑数处。而到了宋代，则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定窑系以定窑为代表。定窑始烧于唐，它的烧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但后来定盛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到北宋时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并为各窑所仿效。定窑系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釉汁比较莹润，釉色白中发黄，常有泪痕。胎料加工很细，胎质坚硬，胎色洁白。器物造型稳定，装饰工整素雅。早期的产品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印花为主。花纹布局严谨，题材丰富多彩，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其中又以牡丹、莲花为多，菊花次之。其余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在北宋中期则出现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在于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缺点是有芒，即口部无釉。生产定窑系瓷器的窑场，则分布在漳河、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代表性窑场除河北曲阳定窑外，尚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和四川的彭县窑。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为典型代表。磁州窑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
磁州窑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观台窑的产品品系、种类，可以说是集本窑系各窑之大成。这里烧制的瓷器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丰富多彩，白地黑花，对比鲜明。纹饰题材多取之于民间的生活内容。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的成就也很大，它的制瓷工艺的独特性则在于釉下施一层极白的护胎釉，再在上面画黑花，或用剔地的手法作出剔花。装饰以黑白或赭白对比，十分强烈；花纹的制作手法既活泼又严谨。
磁州窑系的其他代表性窑址还有：河南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和江西吉安吉州窑。
耀州窑系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耀州窑系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耀州窑系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到明嘉靖以前还在继续生产。产品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北宋时期以烧造青瓷为主。耀州窑青瓷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人们称之为“姜黄色”。
耀州窑系最突出的成就是图案装饰。宋元的花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波三鱼、鸳鸯戏莲、双鸭戏水、水藻纹、忍冬纹、回纹、松林戏婴、龙凤花纹等。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为主；刻花刚劲有力，纹样生动活泼，在宋代诸窑系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耀州窑系范围很大，东边影响到河南的临汝窑，西边发展到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窑。代表性的窑址还有河南的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和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
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都有烧造。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才使我们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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